[名人轶事] 唐－杜秋娘传奇

杜秋娘原是间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虽出身微贱，却独禀天地之灵秀，出落得美慧无双，不仅占尽了江南少女的秀媚，而且能歌善舞，甚至还会写诗填词作曲，江南女子的秀丽与文采她身上尽数体现，作为歌妓曾风靡了江南一带。她十五岁时，艳名被镇海节度使李锜风闻，李锜以重金将她买入府中为歌舞妓。一般的歌舞姬都是学一些现成的歌舞，为主人表演取乐；人小心高的杜秋娘却不甘埋没在李府成群的歌舞姬中，暗自思量，自写自谱了一曲“金缕衣”，在一次李锜的家宴上，声情并茂地演唱了给李锜听：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李锜此时已年过半百，却也雄心不减，当他听了杜秋娘唱的一曲“金缕衣”，心中的欲火不禁被煽动起来。在他看来，这小曲充满了挑逗，虽然他已不是“少年时”，但临近暮年，似乎更要抓住美好年华的尾巴，及时享受生命乐趣，这小女子简直太知他的心思了！ 顿时，李锜对杜秋娘大为欣赏，当时就决定把她收为侍妾。李锜与杜秋娘成了一对忘年夫妻，但因两人都热情如火，所以春花秋月中，这对老夫少妻，度过了许多甜蜜醉人的时光。
　　
这时唐德宗驾崩，李诵继位为顺宗，顺宗因病体不支，在位仅八个月就禅位给儿子李纯，是为唐宪宗。唐宪宗年轻气盛，一登基就决心扭转国内藩镇割踞的离散形势，因而采取强制手段，试图削减节度使的权利。身为节度使的李锜为之大为不满，依仗手中的兵力，举兵反叛朝廷，在朝廷大军的镇压下，叛乱很快平息，李锜也在战乱中被杀。杜秋娘作为罪臣家眷被送入后宫为奴，依据她的专长，让她仍旧充当歌舞姬。有心的秋娘趁着为唐宪宗表演的机会，再一次卖力地表演了“金缕衣”。唐宪宗李纯这时倒正是青春“少年时”，曲中那种热烈的情绪深深感染了他。再看那演唱的女子明艳而雅洁，气韵在众佳丽中独高一格，不禁为之心动；况且此曲还是由她亲自创作，才情也不一般。不久，杜秋娘被封为秋妃。
　　
秋娘在唐宪宗身边，似乎既是爱妃、玩伴，又是机要秘书，几乎占居了宪宗的整个身心，使宪宗对其他佳丽无以复顾。当国家逐渐平定昌盛之后，宰相李吉甫曾好意劝唐宪宗可再选天下美女充实后宫，他说：“天下已平，陛下宜为乐。”唐宪宗此时还不到三十岁，而宪宗则自得地说“我有一秋妃足矣！
　　
作了秋妃的杜秋娘深受宪宗宠爱，她的一笑一言，一举一动，都别有风韵，令年轻的宪宗为之沉醉。春暖花开时，他们双双徜徉于山媚水涯；秋月皎洁时，又对对泛舟高歌于太液池中；午窗人寂时，共同调教鹦鹉学念宫诗；冷雨凄凄的夜晚，同坐灯下对弈直至夜半。期间情深意挚，颇似当年杨贵妃与唐玄宗的翻版。然而，比起杨贵妃，杜秋娘又高一筹，她不仅与宪宗同享人间欢乐，而且还不著痕迹参与了一些军国大事，用她的慧心和才智，为皇夫分忧解劳。
　　
唐宪宗执政之初，由于锋芒凌利，对藩镇采取强压手段，引起藩镇纷纷的不满。后来番邦犬戎侵犯大唐边境，宪宗对藩镇施以宽柔政策，不但抵御了外侮，而且取得了本土的安定，使唐室得到中兴。宪宗之所以能及时转变态度，除了大臣的建议外，重要的还是靠秋娘枕边风的吹拂，她以一颗女性的柔爱之心，感化着锋芒毕露的唐宪宗。
　　
国家太平后，手下有大臣劝谏唐宪宗用严刑厉法治理天下，以防再度动乱，这建议颇合宪宗的性格；但秋娘闻言则说：“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岂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见识深远，入情入理，让唐宪宗不能不信服，也就依了她的意见，以德政治天下。
　　
秋娘深得唐宪宗的专宠，从这里可见一斑。幸而秋妃是个深明大义的女子，虽然拴住了宪宗的心，但并没使他沉溺于享乐而忘却国事，相反的倒是潜移默化地帮着他治国安邦。这种夫唱妇随，同心协力的日子，又岂是一般的“折花”之乐。
　　
不料，元和十五年新春刚过，唐宪宗就不明不白地驾崩于中和殿上，年仅四十三岁，正值年盛体强之时。有人说宪宗是服食长生不死金丹中毒而亡，也有人说是内常侍陈弘志蓄意谋弑，然而当时宦官在朝中势力庞大，也就无人胆敢往下追究了。二十四岁的太子李恒在宦官马潭等人拥戴下嗣位为唐穆宗，改元长庆。 
　　
此时，进宫十二年，年已三十开外的杜秋娘，在宫廷中颇有声望，而且朝中重臣也对她相当敬服，所以皇帝的更迭，政治的风暴，并没有影响她的地位，在某些军国大事上，唐穆宗还经常要听取她的意见！
　　后来，杜秋娘被派为穆宗之子李凑的保姆，负责皇子的教养，杜秋娘自己没有孩子，便把一腔慈母之爱倾注到李凑身上。
　　
而唐穆宗李恒是个好色荒淫的皇帝，即位后，很快就沉迷于声色游乐之中，藩镇相继发生叛乱，河朔三镇再度失守，他都不闻不问。已做保母的杜秋娘则在一边冷眼旁观。
　　
长庆四年，不满三十岁的唐穆宗竟又莫名其妙地一命呜呼；年方十五的太子李湛继位为唐敬宗，改元宝历。这位小皇帝童心未泯，性躁贪玩，特别喜欢击毬的游戏和在深夜里捕猎狐狸，天天带着一班宦官伴臣东游西荡，花样百出，还不时地发一顿小皇帝脾气，无缘无故地将身边人痛打一顿，根本谈不上操心国事。
　　
宝历二年腊月冬寒，唐敬宗夜猎回宫后，又与宦官刘克明及击毬将军苏佳明等一伙人在大殿上酣饮。夜深酒醉，唐敬宗入室更衣，殿上灯火忽然被一阵狂风吹灭，待再点亮时，人们发现小小年纪的唐敬宗被弑于内室，这时他还不过是十七岁。
　　
紧接着，枢密使王守澄又与宫内宦官内外相结，保举唐敬宗的弟弟江王李昂入宫，成为唐文宗。因文宗年幼不更人事，朝廷大权实际落在一帮大臣和宦官手中。
　　
这时，李凑已被封为漳王。杜秋娘眼看着李家皇帝一个个被宦官所弑，又一个个在宦官操纵下登基，简直成了宦官手中的玩偶，心中十分不平。于是，在杜秋娘的悉心调教下，漳王李凑养成一副有胆识的个性，并立志要作一个有所作为的君王。眼看时机即将成熟，杜秋娘周密筹划，与朝中宰相宋申锡密切配合，企图一举除掉王守澄的宦官势力，废掉文宗，把李凑推上皇帝宝座。
　　
无奈宦官的耳目众多，虽然杜秋娘的计划十分隐秘，仍然被王守澄有所探知。好在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中，自然不便严加处置，结果是李凑贬为庶民，宋申锡则谪为江州司马，而杜秋娘也削籍为民，放归故乡，结束了她这一段绚彩的“折花”岁月。
　　
自古女子的命运多掌握在别人手中，而出身微贱的杜秋娘，却敢于凭着自己的才智向命运挑战，博得了一段辉煌的历程。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这个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中有他的位置，宋词中有他的位置，宋诗中有他的位置，就是宋神宗的庙庭里，也有他的位置。最牛的是，孔圣人的庙里，同样有他王某人的位置，虽然后来被赶了出来，呵呵。
　　
在王安石主持下，内外交困的宋王朝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虽然这次著名的变法运动以失败告终，王安石也为此背上了千载骂名。
　　
有些特殊的是，王安石的反对者们可以痛骂王安石误天下苍生，却在他的人品和道德操守上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王安石在私德上几乎接近完美，这在历史上的那些失败者中是不多见的。
　　
旧党领袖司马光在政治上和王安石不共戴天，王安石死后，司马光也绝不做落井下石之举，这固然与司马光的道德操守同样优秀有关，但也说明了王安石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
　　
按常理说，象王安石这种地位的人，身边有个三妻四妾，七八个姨太太什么的，白天风流于庙堂之上，晚上风流于自家榻上，也不会有人说闲话。可王安石却终生只有一个老妻吴氏，再无别的女人。不过有一次，王安石倒是有机会尝鲜，却被他放弃了。而把鲜鱼放在王安石这只老猫眼前的人，竟是他的结发妻子吴氏。
　　
王安石自娶吴氏以来，对吴夫人忠心不二，把所有的感情都用了吴夫人身上，倒弄的吴夫人有些歉疚，觉得丈夫身边没个端茶倒水勤的妾，有些不成体统。吴夫人真是个贤德的女人，为了减少自己的内疚感，她居然想给丈夫买了个小妾。
　　
当然她和王安石生活了这么多年，是了解丈夫脾性的，要是当面说，这等有损他声名的事情，王安石是肯定不会答应的。吴夫人便悄悄的不知道从哪里买来了一个姿貌倾城的美女来，某日王安石回家，突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如此漂亮的陌生女人，大为惊奇，想问夫人，可吴夫人早就躲了起来。
　　
王安石论才干，才学，品行，那都是一等一的，没得说。唯独在这种事上面，他远不如他的朋友苏东坡来的活泛，苏轼风流倜傥，是个情痴，倚红偎翠放在文人身上，那叫风流。王安石果然有些局促不安，便傻不楞登的问这位美女：“你是谁？怎么跑到了我的府中？”
　　
美女知道眼前这位风骨殊奇的相公便是她即将要侍奉的主人，连忙蹲个万福，娇声回答：“奴婢是夫人新买来的，命奴婢侍奉相公左右。”王安石这才知道是夫人干的好事，不过他知道这是夫人的一片苦心，也不好发作，只好继续盘问：“看你也象个良家妇人，怎么就心甘情愿做人家侍妾？”
　　
美女被说到了痛处，扑通跪倒在地上，带着哭腔说道：“奴婢的丈夫本是军中将官，前日奉命押粮走汴水运京，不料即将到京城时，遇到大风，船翻粮没，丈夫把所有家当都变现了还付官钱，只是还有些缺口，无奈之下，只好把奴婢卖了。”
　　
美女说的可怜，惹的王相公大为悲凄，他本性是个善人，最见不得别人受苦。要论姿色，眼前这个女人确实足够让王安石动心，毕竟他也是肉体凡胎，见着美女眼馋是一回事，心中有定力是另一回事，不相干。王安石为人处事非常自律，即使他想纳妾，也绝不会趁这个女人落难之机落井下石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纯属猜测，如有雷同，概不承认。这一年是宋仁宗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王安石还没有宣麻拜相，官任知制诰，已经逐渐接近权力核心，仕途一片大好。如果此时纳这个落难的女人为妾，万一事情传到外面，三人成虎，不定被传成什么模样，岂不有损于他的盛名，牵累他的前途？
　　
王安石依然没有从这个女人可怜的身世中走出来，面色沉重的问她：“夫人买你时，共花了多少钱？” 美女不知道他的意思，只好如实回答：“九十万钱。”
　　
各朝的基本货币多以铜钱为主，一般来说，铜钱以一千文为一单位，称为“贯”，也称为“缗”。不过宋朝流行省陌钱，即以七十七钱为一百，九十万钱，约合一千一百六十八缗。王安石出身中小地主家庭，家境一般，而且他现在除了靠官俸养家，也没别的进钱门路，九十万钱对他来说不是个小数字。
　　
不过王安石到底是个性情中人，既然他不打算收下这个女人，何不好事做到底，让她夫妻团圆，日后野史裨闻中，也少不了他这段佳话。王安石告诉美女：“我知道你也并非情意侍我，只是家中有难才出此下策，我也不忍为难你。这样吧，我去把你的丈夫找来，把你带回去，寻些生计去吧。”
　　
美女没想到眼前这位相公居然有此等菩萨心肠，感动的差点哭出来，不停的拜谢恩公。没多久，那个“部米运失舟”的将官被来到王宅，看到老婆现在已经成了人家的侍妾，羞愧难当，就差找个地缝钻进去，低头不语。
　　
王安石笑道：“你也不必如此，你们的情况我也知道了。君子不趁人之危，当成人之美，今日也算我们有场缘份，令夫人在此完好如初，这个你不必忧心。知道你们现在已身无分文，将来也怕没个落脚处，不好生活。拙荆不识高低，有辱了令夫人，这九十万钱且做是赔罪钱。我再赠些钱物，回去吧，好做些营生，当够你们夫妻用度的。”
　　
下竟然有此等磊落君子？为了坚守道德底线，情愿花九十万钱做冤大头？将官且羞且拜，他的妻子早已经哭成了泪人，真是算他们好气运，在落难之际，遇上这个大善人，怎么会不感动？夫妻俩哭够了，起身拜谢恩公，王安石好言劝慰，他们才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离开了王安石的府第，扬长而去。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

郑板桥纳妾
　　
　　
说到扬州八怪，普遍的说法是指郑燮、汪士慎、高翔、金农、李方膺、李鳝、黄慎、罗聘八人。
　　
世人未必尽知郑燮是谁，但要提及郑板桥，哪个不知？此公不仅在八怪中独占盛名，放在有清一代的文人中，在民间的名声上能和郑板桥平齐的，屈指数来，怕只有纪晓岚而已。但总感觉幻大烟袋的名气似乎要略逊郑板桥一筹，也许是纪晓岚的人生轨迹要比郑板桥高，这反而限制了他在民间的知名度。
　　
这种现象不独清朝有，唐宋明都有，唐朝的代表人物是李白，宋朝的代表人物是苏东坡，明朝的代表人物是唐伯虎，虽然其他同时代大家在文学成就上未必就比这几位差。
　　
郑板桥既不是他的本名，也不是他的字，而是他的号。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郑燮生于江苏兴化。当时兴化有三家姓郑的人家，一家打铁的，称为“铁郑”；一家卖糖的，称为“糖郑”，还有一家住在兴化东城外古板桥，称为“板桥郑”，这也是郑板桥大号的来历。
　　
郑家本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父亲郑梦阳先生中过秀才，但没做过官，在家乡开墪教授学生为业，家境比较清苦。郑板桥从小就跟着父亲，耳薰目染，也读了不少的书，满腹经纶。当时的读书人除了参加科举，似乎没有第二条正经路可走。不知道是郑板桥的水平真的很差劲，还是他的性格因素，或者当道大佬棺材里伸手--死要钱，虽然他在熙朝末年中过秀才，但并没有使他的人生有什么改变，依然游迹于江湖。
　　
郑板桥为人狂傲自负，他在《板桥自叙》中这样评价自己：“貌寝陋，好大言，自负太过，谩骂无择。读书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不苟同俗。”郑板桥到底是名士做派，象他这种性格的人，确实很难在官场中混出什么模样，官场上吃的开多是些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琉璃蛋子、墙头草，讲究的是低眉顺目，点头哈腰，郑桥板哪里做的出来？也幸亏如此，不然，官场上多了一个老油条，文坛上就少了一位超级偶像。
　　
郑桥板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他的诗、书、画称为三绝，他的文名，在当时就已经声名鹊起，在江湖上都是能数得上号的。都说是真名士自风流，此话不假，郑板桥也是个“风流”种子，这是他自己承认的。“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凤弄儿之戏。”这也是文人常态，没有那才是不正常。
　　
大约是他四十岁的时候，也就是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郑板桥在兴化知县汪芳藻的资助下，来到南京进行乡试，没想到一不小心中了举人，堂而皇之的做起“老爷”来。读书人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哪个不想做官？中了举，郑板桥的前途顿时光明起来。
　　
老郑心情自然大好，应该是在第二年的春天，郑板桥来到扬州游玩，此时的扬州虽然不比唐朝繁盛，但也称得上富庶之地，而且名胜古迹甚多，对文人墨客的吸引力可想而知。这天老郑打算去城外约十里的玉勾斜，去凭吊在此被杀的一代风流天子隋炀帝杨广。
　　
游玩了一会，郑板桥有些口渴，但见前不远处有个小院，一枝红杏娇艳招摇，郑板桥大喜，便叩门求茶。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听说了郑板桥的来意，引郑板桥入内请茶。郑板桥猛然看到茅亭墙壁上居然题着他的一阙词，郑板桥得意不已，指着墙壁问老太太：“老人家认识郑板桥？”老太太笑道：“谁人不识板桥先生的手笔，只恨无缘相会，未曾见过。”郑板桥大笑：“小可便是郑板桥！”
　　
老太太知道眼前这位便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郑板桥，惊喜万分，急忙去叫尚在内宅卧寝的小女儿：“丫头别睡了，别出来拜见板桥先生。”正好到了午饭时刻，老太太备办酒食，招待郑板桥大吃一顿。酒足饭饱后，郑板桥但见一位模样娇俏的小家璧玉盛装来拜。这位姑娘也是读过书的，知道郑板桥的分量，当即拍起郑板桥的马屁：“妾久闻先生文名，甚爱先生词作，尤爱《道情十首》，今有幸得见先生，若先生不以妾粗薄，书一纸于妾，可好？”
　　
郑板桥摊上这等倚红偎翠的风流事，自然乐从，男人嘛，哪个不希望被女人崇拜？看样子这家人的家境还不算，捧出淞江蜜色花笺，湖颖笔，用的是紫端砚。小女子亲自磨墨，郑板桥按捺住心猿意马，定住神，将《道情十首》题在笺上。临了，郑板桥色心又动，额外在笺上题了一阙《西江月》，其词云：
　　

微雨晓风初歇，纱窗旭日才温；绣帏香梦半蒙腾，窗外鹦哥未醒。蟹眼茶声静悄，虾须帘影轻明。梅花老去杏花匀，夜夜胭脂怯冷。

　　
写罢，郑板桥问这家主人姓什么？老妇笑道：“有辱先生雅问，老身夫家姓饶，有五个女儿，嫁出去了四个，只留这个老姑娘在身边，今年已经十七岁了。”饶家母女到底是江湖上走动过的，粗通诗词，细揣词意，知道郑板桥不怀好意，写词勾引良家妇女。饶太太见郑板桥有意抬举老姑娘，干脆顺坡就驴，直接了当的告诉郑板桥：“老妇听说先生失偶，身边少个打水做饭的，若先生不以小女粗丑，老妇愿奉小女予先生，在身边侍侯。”
　　
郑板桥心中乐开了花，表面上还要装装纯洁，推辞道：“佳人国色，谁不怜爱？只是我家境清苦，怕将来有屈了令千金。”饶太太知道郑板桥说假话，笑道：“养个小妾要不了许多银子，但老妇能跟着先生讨几口饭吃就够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郑板桥还有什么说的。当即答应下来，不过明年他要参加会试，自己的政治前途如何就在此一举了，便告诉饶家母女：“明年是丙辰年（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朝廷开科取士，如果一切顺利，差不多后年我就能回扬州娶你，不知道你能不能等我？”
　　
饶家母女也是知书明理的人，若郑板桥能中个进士，她娘俩怕不得跟着老公风光？当然愿意等。郑板桥身边也没什么值钱的物件，便把刚才题的那阙《西江月》作为聘礼，让她安心等待，等他考完，便回扬州。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乾隆元年的会试中，郑板桥一举中的，中了进士，便是天子门生，那是何等的风光。郑板桥中了抬举，自然在京中应筹也多了起来，达官显贵家也没少溜达，这一来二去，就是一年光阴。
　　
饶家母女在扬州苦等着郑板桥，可春秋两度，郑板桥音信全无。娘俩也没个生计，日子久了，家常用度便成了问题。为了活口，娘俩只好变卖了家当细软，连祖上留下来的五亩地都变了现钱糊口，生活异常艰难。
　　
当地有个富商，也听说过饶家小姐的才貌，知道她家现在受穷，便想趁火打劫，托人捎话：“若五姑娘垂爱，当以七百金做聘。”七百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要是五姑娘嫁过去，那就是现成的姨太太，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饶太太有些动心，想答应这门亲事。倒是饶小姐骨头硬挺，她相信郑板桥是个信人君子，丈夫一言，驷马难追，郑板桥绝不会负她的。告诉母亲：“我们已经和郑先生有了婚约，若先背义，将来传出去，女儿难做人。七百两银子早晚也有用完的时候，不如再等等吧，相信板桥先生最多一年，便来接我们娘俩。”老娘心疼女儿，只好应承下来，推掉了这门亲。
　　
也许是饶家姑娘的真诚守信感动了上苍，在饶家母女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有位江西的富商程羽宸先生，有事路过仪征，在一家茶馆前看到一副郑板桥写的对子：“山光扑面因朝雨，江水回头为晚潮。”大为赞叹，便问板桥是何人？茶倌笑道：“先生也是个久经江湖的，怎么会不知道板桥的大名？先生但去扬州，随便问谁，都能打听得到板桥的住所。”
　　
程羽宸爱才心切，连夜赶到扬州，一问才知道郑板桥已经进京赶考了。不过程羽宸倒是从侧面打听到了饶家母女为等郑板桥而甘心受苦的事情，深为感动，当即拿出五百两银子，算是替郑板桥出的聘金。有了这大笔钱，饶家的日子顿时翻了身，也不愁一日三餐用度，安心等待板桥归来。
　　
郑板桥确实是个信人君子，何况此事关乎一个良家女子一世的声名，他哪敢怠慢。乾隆二年的时候，郑板桥终于回到了扬州，为程羽宸素昧平生，却慷慨相助的义举感动，更为素为平生，却以身相许，誓死不弃信义的饶小姐所感动。不久郑板桥就在扬州风风光光的迎娶了饶氏过门。虽然老夫少妻年岁相差二十多年，但却非常恩爱。后来郑板桥得任山东潍县知县，饶氏跟着丈夫去了潍县，做起了知县夫人，成就了一段风流佳话。

郑板桥在二十多岁时曾娶徐氏为妻，十多年后病故，郑板桥在发迹前日子过的确实比较清苦，徐氏操劳家务，是个贤妻良母，可惜郑发迹后，她已经病故了。
　　
这时郑板桥还没认识饶氏，所以饶太太听说他“失偶”。 饶氏跟郑板桥定情时只有十七岁，郑板桥已经四十二岁，两年后成婚。郑板桥先在山东范县（后属河南）为令，后转任潍县。在娶饶氏后十年，生下一个儿子，这年老郑已经五十二岁了。

郑板桥（1693.11.22-1765.1.22），即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生于1693年，卒于1765年，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画擅兰竹。
清代的郑板桥，是历史上的杰出名人，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的书画家、文学家。他 的一生可以分为读书、教书”、卖画扬州”、中举人、进士及宦游”、作吏山东”和再次卖画扬州”五个阶段。

一、读书、教书
郑燮（1693--1766年），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他的先祖于明洪武年间由苏州阊门迁居兴化城内至汪头，至郑板桥已是第十四代。父亲郑之本，字立庵，号梦阳，廪生， 郑板桥故居 品学兼优，家居授徒，受业者先后达数百人。 1693年11月22日子时郑板桥出生，其时家道已经中落，生活十分拮据。三岁时，生母汪夫人去世，十四岁又失去继母郑夫人。乳母 费氏是一位善良、勤劳、朴真的劳动妇女，给了郑板桥悉心周到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成了郑板桥生活和感情上的支柱。郑板桥资质聪慧，三岁识字，至八、九岁已在父亲的指导下作文联对。少时随父立庵至真州毛家桥读书。十六岁从乡先辈陆种园先生学 填词。大约在二十岁左右考取秀才。二十三岁娶妻徐夫人。是年秋郑板桥首次赴北京，于漱云轩手书小楷欧阳修《秋声赋》。二十六岁至真州 之江村设熟教书。三十岁，父亲去世，此时板桥已有二女一子，生活更加困苦。作《七歌》诗，慨叹郑生三十无一营。
二、卖画扬州
由于生活困苦，郑板桥在三十岁以后即弃馆至扬州卖画为生，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在扬州卖画十年期间，也穿插着一些旅游活动。不幸的是徐夫人所生之子去世，郑板桥曾作诗以致哀。三十二岁出游江西，于庐山结识无方上人和满洲士人保禄。三十三岁，出游北京，与禅宗尊宿 及其门羽林诸子弟交游，放言高论，臧否人物，因而得狂名。在名期间，结织了康熙皇子、慎郡王允禧，即紫琼崖主人。三十五岁，客于通州。 三十六岁，读书于扬州天宁寺，手写《四书》各一部。三十七岁时，作《道情十首》初稿.三十九岁,徐夫人病殁。郑板桥十载扬州，结论了许多画友，金农、黄慎等都与他过往甚密，对他的创作思想乃至性格都有极大的影响。
三、中举人、进士及宦游
1732年，郑板桥四十岁，是年秋，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作《得南捷音》诗。为求深造，赴镇江焦山读书。现焦山别峰庵有郑板桥手书木刻 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1736年，乾隆元年，四十四岁，在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中贡士，五月，于太和殿前丹墀参加殿试，中二甲第 八十八名进士，为赐进士出身，特作《秋葵石笋图》并题诗曰：“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737年,四十五岁, 滞留北京一年左右,以图仕进,未果,南归扬州.得江西程羽宸资助,娶饶氏。乳母费氏卒。1739年，四十七岁，作七律四首赠淮南监运使虞见曾。1740年， 四十八岁，为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作序。1741年，四十九岁，入京，侯补官缺，受到慎郡王允禧的礼诚款待。
四、作吏山东
郑板桥五十岁时，即1742年春天，为范县令兼署小县朝城，始订定诗、词集。1743年，五十一岁，将《道情十首》几经修改，至是方定稿，刻者为上元 司徒文膏。1744年，饶氏生子。郑板桥宰范期间，重视农桑，体察民情、兴民休息，百姓安居乐业。 1746年，乾隆十一年，五十四岁，自范县调署潍县。是年山东大饥，人相食。潍县原本繁华大邑，然自是年灾荒连年，救灾便成了郑板桥主持潍县政事的一项 重要内容，他开仓赈货，令民具领券供给，又大兴工役，修城筑池，招远近饥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食之。尽封积粟之家，活万余人。秋以歉收，捐廉 代轮，尽毁借条，活民无算。潍县饥民出关觅食，板桥感叹系之，作《逃荒行》。1748年大学士高斌和都御史刘统勋为特使到山东放赈，板桥随之。秋大熟，潍县灾情 渐趋缓解，饥民也由关外络绎返乡，板桥作《还家行》纪其事。为防水浸寇扰，捐资倡众大修潍县城墙。秋末，书《修潍县城记》。1751年，海水溢，板桥至潍县北边 禹王台勘灾。 郑板桥作官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因而他理政时能体恤平民和小商贩，改革弊政，并从法令上、措施上维护他们的利益，板桥宰潍期间勤政廉政，无留积，亦无冤民”， 深得百姓拥戴。 潍县富商云集，人们以奢靡相容，郑板桥力倡文事，发现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1747年，满洲正黄旗人、侍讲学士德保主试山东，板桥同在试院，相与唱和。1748年，乾隆 出巡山东。郑板桥为书画史，参与筹备，布置天子登泰山诸事，卧泰山绝顶四十余日，常以此自豪，镌一印章云“乾隆柬封书画史”。1749年，五十七岁,饶氏所生之子又于兴化病殁。与御史沈延芳同游郭氏园。重订《家书》、《诗钞》、《词钞》，并手写付梓。1750年撰《板桥自序》。同年，重修文昌祠，倡建状元桥，作《文昌祠记》。1751年， 五十九岁，作《难得湖涂》横幅。1752年，主持修潍县城隍庙，撰《城隍庙碑记》。在《文昌祠记》和《城隍庙碑记》里，板桥力劝潍县绅民修文洁行，在潍且百姓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年，与潍县童生韩镐论文，并作行书七言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在潍县任上著述颇多，其《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尤为脍炙人口。
五、再次卖画扬州
“民于顺处皆成子，官到闲时更读书”。官潍七年，板桥无论是在吏治还是诗文书画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吏治文名，为时所重。 板桥居官十年，洞察了官场的种种黑暗，“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抱负难以实现，归田之意与日俱增。1753年，郑板桥六十一岁，以为民请赈忤大吏而去官。去潍之时，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自发于潍城海岛寺为郑板桥建立了生祠。 去官以后，板桥卖画为生，往来于扬州、兴化之间，与同道书画往来，诗酒唱和。1754年，郑板桥游杭州。复过钱塘，至会稽，探禹穴，游兰 亭，往来山阴道上。1757年，六十五岁，参加了两淮监运使虞见曾主持的虹桥修禊，并结识了袁枚，互以诗句赠答。这段时期，板桥所作书画作品极多，流传极广。 1766年1月22日（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板桥卒，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享年七十三岁。
板桥二子均早卒，以堂第郑墨之子鄣田嗣。
画
郑板桥善画竹、兰、石、松、菊等，而以体貌疏朗、风格劲健的兰竹最为著称。他主张不泥古法，师法自然，极工而后能写意”。他提出了“眼中之竹、 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绘画三阶段说，把深思熟虑的构思与熟练的笔墨技巧结合起来，板桥画竹以草书之中坚长撇法运之，收到了“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的艺术效果。板桥所画之竹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意在笔先“趣在法外”。板桥画兰，多为山野之兰，以重墨草书之笔，尽写 兰之烂漫天性。板桥画石，骨法用笔，先勾出石的外貌轮廓，有时配以兰竹，极为协调统一。郑板桥的画给当时清代书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广大知识分子， 劳动人民视为珍宝，不惜重金争购，广为流传。
郑板桥画扇
相传，清朝的郑板桥在晚年时，曾在潍县当县令。秋季的一天，他微服赶集，见一卖扇的老太太守着一堆无人问津的扇子发呆。郑板桥赶上去，拿起一把扇子看，只见扇面素白如雪，无字无画，眼下又错过了用扇子的季节，自然也就没有人来买了。郑板桥在询问的过程中得知老太太家境贫困，决定帮助她。于是，郑板桥向一家商铺借来了笔、墨、砚台，挥笔泼墨。只见冉冉青竹、吐香幽兰、傲霜秋菊、落雪寒梅等飞到扇面上，又配上诗行款式，使扇面诗画相映成趣。周围的看客争相购买，不一会儿功夫，一堆扇子便销售一空。

郑板桥诗词集

石头城
悬岩千尺，借欧刀吴斧，削成城郭。千里金城回不尽，万里洪涛喷薄。王浚楼船，旌麾直指，风利何曾泊。船头列炬，等闲烧断铁索。
而今春去秋来，一江烟雨，万点征鸿掠。叫尽六朝兴废事，叫断孝陵殿阁。山色苍凉，江流悍急，潮打空城脚。数声渔笛，芦花风起作作。

周瑜宅
周郎年少，正雄姿历落，江东人杰。八十万军飞一炬，风卷滩前黄叶。楼舻云崩，旌旗电扫，射江流血。咸阳三月，火光无此横绝。
想他豪竹哀丝，回头顾曲，虎帐谈兵歇。公瑾伯符天挺秀，中道君臣惜别。吴蜀交疏，炎刘鼎沸，老魅成奸黠。至今遗恨，秦淮夜夜幽咽。

桃叶渡
桥低红板，正秦淮水长，绿杨飘撇。管领春风陪舞燕，带露含凄惜别。烟软梨花，雨娇寒食，芳草催时节。画船箫鼓，歌声缭绕空阔。
究竟桃叶桃根，古今岂少，色艺称双绝？一缕红丝偏系左，闺阁几多埋没。假使夷光，苎萝终老，谁道倾城哲？王郎一曲，千秋艳说江楫。

莫愁湖
鸳鸯二字，是红闺佳话，然乎否否？多少英雄儿女态，酿出祸胎冤薮。前殿金莲，后庭玉树，风雨催残骤。卢家何幸，一歌一曲长久！
即今湖柳如烟，湖云似梦，湖浪浓于酒。山下藤萝飘翠带，隔水残霞舞袖。桃叶身微，莫愁家小，翻借词人口。风流何罪？无荣无辱无咎。

长干里
逶迤曲巷，在春城斜角，绿杨荫里。赭白青黄墙砌石，门映碧溪流水。细雨饧箫，斜阳牧笛，一径穿桃李。风吹花落，落花风又吹起。
更兼处处缲车，家家社燕，江介风光美。四月樱桃红满市，雪片鲥鱼刀。淮水秋清，钟山暮紫，老马耕闲地。一丘一壑，吾将终老于此。

台城
秋之为气，正一番风雨，一番萧瑟。落日鸡鸣山下路，为问台城旧迹。老蔓藏蛇，幽花贱血，坏堞零烟碧。有人牧马，城头吹起 篥。
当初面代牺牲，食惟菜果，恪守沙门律。何事饿来翻掘鼠，雀卵攀巢而吸？再曰荷荷，跏趺竟逝，得亦何妨失？酸心硬语，英雄泪在胸臆。

胭脂井
辘辘转转，把繁华旧梦，转归何处？只有青山围故国，黄叶西风菜圃。拾橡瑶阶，打鱼宫沼，薄暮人归去。铜瓶百丈，哀音历历如诉。
过江咫尺迷楼，宇文化及，便是韩擒虎。井底胭脂联臂出，问尔萧娘何处？清夜游词，后庭花曲，唱彻江关女。词场本色，帝王家数然否？

高座寺
暮云明灭，望破楼隐隐，卧钟残院。院外青山千万叠，阶下流泉清浅。鸦噪松廊，鼠翻经匣，僧与孤云远。空梁蛇脱，旧巢无复归燕。
可怜六代兴亡，生公宝志，绝不关恩怨。手种菩提心剑戟，先堕释迦轮转。青史讥弹，传灯笑柄，枉作骑墙汉。恒沙无量，人间劫数自短。

明孝陵
东南王气，扫偏安旧习，江山整肃。老桧苍松盘寝殿，夜夜蛟龙来宿。翁仲衣冠，狮麟头角，静锁苔痕绿。斜阳断碣，几人系马而读。
闻说物换星移，神山风雨，夜半幽灵哭。不记当年开国日，元主泥人泪簇。蛋壳乾坤，丸泥世界，疾卷如风烛残。老僧山畔，烹泉只取一掬。

方景两先生庙
乾坤欹侧，藉豪英几辈，半空撑住。千古龙逢源不死，七窍比干肺腑。竹杖麻衣，朱袍白刃，朴拙为艰苦。信心而出，自家不解何故。
也知稷契皋夔，闳颠散适，岳降维申甫。彼自承平吾破裂，题目原非一路。十族全诛，皮囊万段，魂魄雄而武。世间鼠辈，如何妆得老虎！

扬州八怪

扬州自隋唐以来，即以经济繁荣而著称，虽经历代兵祸破坏，但由于地处要冲，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乱之后，总是很快又恢复繁荣。进入清代，虽惨遭十日屠城破坏，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展，又呈繁荣景象，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大都会和全国的重要贸易中心。富商大贾，四方云集，尤其以盐业兴盛，富甲东南。
经济的繁荣，也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兴盛。各地文人名流，汇集扬州。在当地官员倡导下，经常举办诗文酒会。诗文创作，载誉全国。有些盐商，堪称豪富，本身亦附庸风雅，对四方名士来扬州者，多延揽接待。扬州因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名士，其中有不少诗人、作家、艺术家。所以，当时的扬州，不仅是东南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
富商大贾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对物质和精神上的产品也就大量地需求，如精美的工艺品、珍宝珠玉、鲜衣美食，在书画方面更是着力搜求。流风所及，中产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亦求书画悬之室中，以示风雅，民谚有“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之说。对字画的大量需求，吸引和产生了大量的画家。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本地画家及各地来扬画家稍具名气者就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其中不少是当时的名家，“扬州八怪”也就是其中的声名显著者。
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的作品，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画坛上的创新潮流和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绘画至明末清初受到保守思想的笼囿，以临摹抄照为主流，画坛缺乏生气。这一萎靡之风激起有识之士和英才画家的不满，在扬州便出现了力主创新的大画家石涛。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无法而法”的口号，宛如空谷足音，震动画坛。石涛的理论和实践“开扬州一派”，稍后，终于孕育出了“扬州八怪”等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群体。

一、“扬州八怪”有哪些名家？
“扬州八怪”究竟指哪些画家，说法不尽一致。有人说是八个，有人说不止八个；有人说这八个，有人说另外八个。据各种著述记载，计有十五人之多。因李玉芬《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是记载“八怪”较早而又最全的，所以一般人还是以清末李玉芬所提出的八人为准。即：汪士慎、郑燮、高翔、金农、李鳝、黄慎、李方膺、罗聘。至于有人提到的其它画家，如华岩、闵贞、高凤翰、李勉、陈撰、边寿民、杨法等，因画风接近，也可并入。因“八”字可看作数词，也可看做约数。
“扬州八怪”知识广博，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虞山、娄东等画派，讲求临摹学习古人，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们的创作方法，如“正宗”画家王珲所说，作画要“以元人笔直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们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作品多为仿古代名家之作( 当然在仿古中也有创造)，形成一种僵化的局面，束缚了画家的手脚。“扬州八怪”诸家也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也“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
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像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
二、“扬州八怪”怪在哪里？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说法也不一。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从实际看，并不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不平之气，有无限激愤，对贫民阶层深表同情。他们凭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对丑恶的事物和人，加以抨击，或著于诗文，或表诸书画。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少见，但也不是多见，人们以“怪”来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没有超出当时礼教的范围，并没有晋代文人那样放纵--装痴作怪、哭笑无常。他们和官员名士交流，参加诗文酒会，表现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从他们生活行为中来认定他们的“怪”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只有到他们的作品中，来加以研究。
“八怪”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径。他们要创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自立门户，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他们的作品有违人们欣赏习惯，人们觉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笑我板桥怪。”当时人们对他们褒贬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偏离了“正宗”，这就说明了它所以被称之为“怪”的主要原由。扬州八怪画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穷其一生，为创造新的画风而努力。
“扬州八怪”知识广博，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绘画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虞山、娄东等画派，讲求临摹学习古人，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们的创作方法，如“正宗”画家王珲所说，作画要“以元人笔直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们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作品多为仿古代名家之作( 当然在仿古中也有创造)，形成一种僵化的局面，束缚了画家的手脚。
“扬州八怪”诸家也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也“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 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像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

1.八怪之首郑燮[郑板桥]
　　
清康熙年间的板桥，坐对纸窗竹影，铺开笔墨画起了他最爱的竹子。“秋风昨夜窗前过”，他看见清风在竹叶间穿行，看见竹子摇曳的样子。板桥画竹有“胸无成竹”的理论，他画竹并无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直接取法自然。针对苏东坡“胸有成竹”的说法，板桥强调的是胸中“莫知其然而然”的竹，要“胸中无竹”。这两个理论看似矛盾，实质却相通，同时强调构思与熟练技巧的高度结合，但板桥的方法要“如雷霆霹雳，草木怒生”。 板桥这幅《竹石图》，竹子画得艰瘦挺拔，节节屹立而上，直冲云天，他的叶子，每一张叶子都有着不同的表情，墨色水灵，浓淡有致，逼真地表现竹的质感。在构图上，板桥将竹、石的位置关系和题诗文字处理得十分协调。竹的纤细清飒的美更衬托了石的另一番风情。这种丛生植物成为板桥理想的幻影。板桥的竹子，连“扬州八怪”之首金农都感叹说，相较两人的画品，自己画的竹子终不如板桥有林下风度啊。
   
2.高其佩
　　
其花鸟扇面是用指头创作的。高其佩的指画扇面，两只鸟的形态落拓潇洒，而牡丹花上的题诗说，“也类胭脂画牡丹，画时日出已三竿。原来花自扶桑国，不许人家花月看”，诗写得颇有情趣。让人惊奇的是，画面突然呈现艳极的牡丹，美到极致，反倒有了良辰美景之后的自暴自弃、以及不忍卒看的凋败气息。开到荼蘼的牡丹，春风里散发着颓废之美。 高其佩(1672-1734)，字韦之、韦三，号且园、南村、书且道人。先辈自山东迁至辽宁铁岭，隶汉军镶黄旗，曾任刑部侍郎。为“扬州八怪”罗聘之师。高其佩善用手指作画，他开创的“指画”成为绘画中一个重要流派。 高其佩晚年，指画声誉远播朝鲜，但他依然绘画“甲残至吮血，日匿频烧烛”。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应诏圆明园如意馆作画3年，创作了《长江万里图》等细绢工笔画。高秉《指头画说》记载，高其佩曾为兵部尚书卢舜徒写真，画一立像，高与真人相齐。画成后，卢舜徒欢喜若狂道：“神乎技矣！进乎道矣！”
       
3.金农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人称八怪之首。他博学多才，五十岁后始作画，终生贫困。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另有意趣。
       
4.李鱓
李鱓（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又号懊道人，江苏兴化人 。康熙五十年中举，五十三年以绘画召为内廷供奉，因不愿受正统派画风束缚而被排挤出来。乾隆三年以检选出任山东滕县知县，以忤大吏罢归。在两革科名一贬官之后，至扬州卖画为生。与郑燮关系最为密切，故郑有卖画扬州，与李同老之说。他早年曾从同乡魏凌苍学画山水，继承黄公望一路，供奉内廷时曾随蒋廷学画，画法工致 ；后又向指头画大师高其佩求教，进而崇尚写意。在扬州又从石涛笔法中得到启发，遂以破笔泼墨作画，风格为之大变，形成自己任意挥洒，水墨融成奇趣的独特风格，喜于画上作长文题跋，字迹参差错落，使画面十分丰富，其作品对晚清花鸟画有较大的影响。
       
5.黄慎
黄慎(1687-1770后)，字恭懋，一字恭寿，号瘿瓢，东海布衣等，福建宁化人。擅长人物写意，间作花鸟、山水，笔姿荒率，设色大胆。有《蛟湖诗集》存世。为“扬州八怪”中全才画家之一。 黄慎的写意人物，创造出将草书入画的独特风格。怀素草书到了黄慎那里，变为“破毫秃颖，化联绵不断为时断时续，”笔意更加跳荡粗狂，风格更加豪宕奇肆。以这样的狂草笔法入画，行笔“挥洒迅疾如风，”气象雄伟，点画如风卷落叶。黄慎的人物画，多取神仙故事，对历史人物和现实生活中樵夫渔翁、流民乞丐等平民生活的描绘，给清代人物画带来了新气息。 黄慎的人物册页《赏花仕女图》刻画一美丽女子对花的沉迷。而《西山招鹤图》则取材于苏轼《放鹤亭记》，画面右侧立一白鹤，老叟似在仰望空中飞翔之鹤，童子手挽花篮，却自顾嘻嘻而乐。 “生平梦梦扬州路，来往空空白鹤归”（黄慎《题林逋驯鹤图》），黄慎两次寓居扬州，先后17年，十里扬州，成为他一生的依恋。他的人物画最具特色,有《丝纶图》、《群乞图》、《渔父图》等。
 
       
6.李方膺
李方膺（1695--1755），字晴江，又号秋池、衣白山人、抑园、借园主人等，江苏南通人。雍正八年出任山东兰山（今临沂）知县，因得罪上司被捕入狱，乾隆元年获释，官复原职。后在安徽潜山和合肥任知县，仍以不善逢迎，获罪罢官。为官时有惠政，人德之。去官后寓南京借园，常往来扬州卖画。善画松、竹、兰、菊、梅、杂花及虫鱼，也能人物、山水，尤精画梅。作品纵横豪放、墨气淋漓，粗头乱服 ，不拘绳墨，意在青藤、白阳、竹憨之间。画梅以瘦硬见称，老干新枝 ，欹侧蟠曲。用间印有梅花手段，著名的题画梅诗有不逢摧折不离奇之句。还喜欢画狂风中的松竹。工书。能诗，后人辑有《梅花楼诗草》，仅二十六首，多数散见于画上。
       
7.汪士慎
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号巢林，别号溪东外史、晚春老人等，原籍安徽歙县，居扬州以卖画为生。工花卉，随意点笔，清妙多姿。尤擅画梅，常到扬州城外梅花岭赏梅、写梅。所作梅花，以密蕊繁 枝见称，清淡秀雅，金农说；画梅之妙，在广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画 繁枝，高西唐画疏枝。（《画梅题记》）但从他存世画梅作品看，并 非全是繁枝，也常画疏枝。不论繁简，都有空裹疏香，风雪山林之趣。 五十四岁时左眼病盲，仍能画梅，工妙腾于示瞽时,刻印曰：左盲生、尚留一目著梅花。六十七岁时双目俱瞽，但仍能挥写狂草大字，署款心观，所谓盲于目，不盲于心。善诗，著有《巢林诗集》。
       
8.罗聘
罗聘,（1733-1799）清代著名画家。字大，号两峰，又号衣云、别号花之寺、金牛山人、 洲渔父、师莲老人。祖籍安徽歙县，後为江苏甘泉（今扬州）人。在场州自称住处谓“朱草诗林”。为金农入室弟子，未作官，好游历。画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兰、竹等，无所不工。笔调奇创，超逸不群，别具一格。为“扬州八怪”之一。他又善画《鬼趣图》，描写形形色色的丑恶鬼态，无不极尽其妙，藉以讽刺当时社会的丑态。亦善刻印，著有《广印人传》。金农死後，他搜罗遗稿，出资刻版，使金农的著作得以传于後世。其妻方婉仪，字白莲，亦擅画梅兰竹石，并工于诗。子允绍、允缵，均善画梅，人称“罗家梅派”。其代表作有：《物外风标图》（册页）、《两峰蓑笠图》、《丹桂秋高图》、《成阴障日图》、《 谷清吟图》、《画竹有声图》等。著有《香叶草堂集》。
           
扬州八怪画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穷其一生，为创造新的画风而努力。无疑，他们对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创作思想和众多的作品，都是我们学习继承的宝贵遗产。

继“四僧画家”之后，又崛起一个革新画派——“扬州八怪”。实际上，当时活跃在扬州画坛上的重要的画家并不止八人，约有十六、七人，“八”并非确数。按最早的记载有：金农、黄慎、郑燮、李(鱼单)、李方膺、汪士慎 、高翔和罗聘。所以称他们为怪，是因为他们在作画时不守墨矩，离经叛道，奇奇怪怪，再加上大都个性很强，孤傲清高，行为狂放，所以称之为“八怪”。
　　
“扬州八怪”有相近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情感。他们大多出身于知识阶层，有的终生不仕，有的经过科举从政，一度出任小官，却又先后被黜或辞职，终以卖画为生。他们生活比较清苦，深知官场的腐败，形成了蔑视权贵，行为狂放的性格，借助书画抒发内心的愤懑。
他们的艺术大都取材花鸟，以写意为主要表现方式。他们在创作中重视个性，力求创新，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美学规范，带有某些反传统的意义，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令人耳目一新。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能够被完全理解，甚至被视为左道旁门，而受到“非议”。其实，正是他们开创了画坛上新的局面，为花鸟画的发展拓宽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