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信息] 北朝鲜革命元老传略

二、革命学者金枓奉

“一个受过一般教育的朝鲜人，可以认识二千字。产量最丰富的大作家韩雪野认识六千字。那么，有人比韩雪野的语文知识更丰富吗？有的，金枓奉知道一万二千字。”
金枓奉：号白渊，1889年生出生于庆尚南道东来郡机张面东部里。1905年，他到汉城畿湖学校（中央高等普通学校的前身）和培才学校上学。1908年，他参加了以排日为宗旨、由爱国民主人士资助的的爱国组织大同青年团。这个组织的成员认为大家是同胞兄弟，新成员加入的时候必须进行一个类似于中国绿林好汉的仪式：领袖们围在一张桌子旁边，桌子上放着一壶水和一个玻璃酒杯。主席在酒杯里倒满水，满到边沿；新成员走到桌子旁边，把左手咬破一个指头，看着自己的鲜血滴到杯子里；血和水慢慢混为一体，于是他许下誓言，然后把水一饮而尽。接着，大家庆贺他的加入。
没过多久，他就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并被判刑。1913年出狱后，他从培才学校退学，参加了崔南善主持的“朝鲜光文会”，编撰少年杂志《青春》，这个杂志的主要宣传方向是要求朝鲜人让孩子们受纯粹的朝鲜教育，不要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培养子女们的民族自尊心和对日本的仇恨心，同时还宣传抵制日货。金枓奉是杂志的台柱，他在杂志上普及朝鲜文字，写历史论文。在这段时期，他和赵琬九一同加入了“大倧敎”。与此同时，在现代朝鲜语先驱者周时经的“光文社”中研究朝鲜语学，经常在社中发表演讲。这个社的成员在任何适当场合，都要把谈话设法引到反日工作上去。
1917年，新文馆出版了他的作品《朝鲜语文典》，这是他的心血，以便让朝鲜语得到更广泛的普及。今天的人们谈到反侵略时，往往注重于那些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民族变成顺民、奴隶而默默在文化战线上从事斗争的人们，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金枓奉就是这条战线上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作为学者的名气越来越大，因此被聘请担任讲习会和普成徽文、中央高普等著名学校的教师，这使他可以在学校里教授朝鲜历史，宣传爱国主义。
1919年，30岁的金枓奉和韩伟健等人一起参加了“三·一独立运动”，因此遭到殖民警察的追捕，4月逃亡到上海。从1919年到1932年，金枓奉把这段时间称为“探索与流浪的时期”，成千上万因为参加了独立运动而被追捕的爱国人士往上海、往东北，甚至往俄国逃亡，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主张。大家都等待有那么一天，他们可以回到朝鲜，再一次掀起反日斗争。但谁也不知道那样的一天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来到，怎样才能来到。也没有人了解三一运动失败的真正原因——缺乏武力支持的群众运动在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面前是脆弱的，也没有人从这次失败中得到正确的结论。
在这十三年中，金枓奉担任了三份报纸的编辑，一份接着一份，而且都获得了成功。他最先是到韩国著名历史学家申采浩主编的汉文报纸《新大韩新闻》当编辑，但刚刚吸引了大批读者，报纸就停刊了。以后的两份报纸也是这样。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而缺乏经济资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与朝鲜的同志失去了联络，以前支持独立运动的有钱人迫于形势，也渐渐跟日本人接近了。大同青年团也瓦解了。金枓奉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没有放弃自己的理念，他加入了金奎植的“新韩青年党”，这也是一个爱国反日组织，成员多为青年知识分子。1920年，上海临时政府的国务总理李东辉成了共产主义者，受他的影响，金枓奉也在1921年加入了上海派高丽共产党，但当时的共产党是分裂的，内部彼此争吵不休，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复国计划，这一切都让金枓奉感到很失望。
在政治上缺乏建树的情况下，金枓奉又重新开始了朝鲜语的研究，既然大家都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教育救国”不也是一条路么？1922年，他出版了《精解朝鲜语辞典》，这是他对自己五年前作品的完善。1923年，他担任了上海韩国侨民会创办的仁成学校的校长。1928年，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高丽共产党解散，他与洪南杓、赵琬九一起组织了“大韩独立促成会”，希望能够清除地方主义的派别斗争，统一民族主义运动战线，组织一个统一的独立运动政党，但终于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而于1929年10月解散了。金枓奉加入了安昌浩的“各派革命理论比较研究会”和韩国独立党，这个时候他去了欧洲，研究民族解放与革命运动。1932年，他回到上海，这时候的他不再迷茫，他发表了演讲，内容是他对三一运动失败原因的总结。
金枓奉认为第一个最基本的失败原因是缺少一个单一的、有力的、权威的中心组织。同时，他也在研究那位刚刚在东北声名鹊起的游击队长金日成。金日成提出了一个课题：“在外国怎样争取朝鲜的独立？”金枓奉现在已经一名成熟的独立运动宣传家和理论家，他分析了金日成的观点和斗争经验，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上的结论：“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是远东人民反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环。”
金枓奉侨居生活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巧合的是，与第一阶段一样，也经历了十三年——1932年至1945年。他自己称为“武装斗争时期”。从此，他全身心投入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1932年10月，他和金奎植等9人分别代表韩国独立党、韩国革命党、朝鲜义烈团、光复同志会等在上海集会，商议组织韩国对日战线统一同盟，以促成韩国革命者统一的团结，同时切实联络中国革命者树立对日共同作战计划而实行联合战斗工作为宗旨。
1935年，作为统一战线的象征，金枓奉、金奎植、金元凤等13名代表在南京建立了朝鲜民族革命党，宣布解散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新韩独立党、大韩独立党、朝鲜义烈团等五个团体。后来韩国独立党等因意见分歧而很快退出，朝鲜革命党实际上以一向坚持军事反日斗争的朝鲜义烈团为主体，但金枓奉留了下来，作为该党的中坚人物和中央常务委员，他积极地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活动。
朝鲜民族革命党的领导人金元凤早在1925年就认识到朝鲜的独立必须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因此一直保持着和中国国民党的密切联系。1937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朝鲜民族革命党谋划建立义勇军，金枓奉来到湖北省江陵，计划成立政治军事学校，但未能如愿。1939年和朝鲜民族革命党一起到了重庆。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和逐渐弱化的抗日决心让金枓奉深感不满。这时，先前已经投向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一些民族革命党成员不断来信相邀。怀着一线希望，从1941年9月到1942年4月，经过半年多艰险的历程，他带着女儿金海燕到了延安，参加华北抗日游击战争。
象金枓奉这样德高望重的独立运动左翼领袖人物来到边区，使敌后的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如虎添翼。1942年7月，金枓奉、崔昌益、武亭、韩斌等人在太行山区组建了“华北朝鲜独立同盟”，金枓奉被推举为同盟委员长，兼任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校长，为敌后抗日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5年11月，随着日本投降，他带着独立同盟回到了阔别27年的祖国。
从1945年秋到1946年冬，与旧的天道教相并立的，又有三个政治集团在北朝鲜组织起来了，这三个政党就是由金日成的祖国光复会改组的北朝鲜共产党、由朝鲜独立同盟改组的新民党、由民族主义者曹晚植领导的成分复杂的民主党，金枓奉任新民党主席。
由于这些党派的成立，斗争发生了。这个斗争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为了权力的争夺。每一个团体都希望自己的领袖掌权。不过，混乱的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反苏的曹晚植很快被逐出了权力中心，民主党的成员要么转变立场，要么逃奔到南韩。共产党和新民党之间那明显和紧密的结合也显露出来了。在基本上，他们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政党，只不过，共产党的主要成分是工人和农民，而新民党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决定合并为一个党，新党的名字叫劳动党。
劳动党的成立表明在共同的敌人存在之前（南韩嚷嚷着要武力统一北方），朝鲜革命者终于摆脱了内耗的危险（哪怕是暂时性的）。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统一的好处：两党合并前共有党员十六万人，三个月之后，1946年11月，劳动党拥有五十万党员。
金枓奉和金日成同为新党的领导人，两人都做出了让步，从职务上看，金日成处于副手的地位，而地方实权人物以原共产党人居多。劳动党还和天道教、民主党组成了人民民主联合阵线，三党的领袖轮流担任主席。金枓奉和金日成为北朝鲜政局的稳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相比之下，南韩的政局则长期处于混乱之中。
两人的合作在朝鲜战争时期仍然延续着，不过作为军事领导人的金日成在战争中逐渐获得了更大的威望和权力。战争结束后，在如何治疗战争创伤和建设国家方面，两人又意见相左，金枓奉认为应优先发展民生，以轻工业为主；而金日成则决定走苏联和中国的道路，以重工业为主。这并不是原则上的冲突，但金日成本人掌控一切的雄心和金枓奉身边两个从高丽共产党时期就热衷党派斗争的人起了恶化局势的作用。最终，这两个人在1957年企图发动将金日成推翻的政变，就象苏联的赫鲁晓夫已经做过的那样。
政变的结果没有任何意外，在军队和政府掌握有大多数权力的金日成获得了不流血的胜利，两个政变组织者韩斌和崔昌益理所当然被解除了职务，而金日成被政变激怒，他决心清除一切反对者，于是将打击范围扩大了。
在1958年的一次劳动党内部会议上，金日成开始批判金枓奉对党毫无忠诚可言，只信任韩斌和崔昌益。 金日成指出“虽然韩斌在党内已经受到批判，但是金枓奉继续重用他。金枓奉每次会见韩斌之后，其修正主义思想就愈加膨胀”。金日成还指责金枓奉试图将自己担任议长的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凌驾于党之上。
虽然对金枓奉进行了指控和起诉，但是鉴于金枓奉的崇高威望，并没有判刑。只是把他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位置上驱逐下来。1961年，已经做为一介平民生活的金枓奉去世，他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强盛，工作了五十年，在宣传和理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义烈将军金元凤

金元凤在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传奇性的存在，日本殖民者和卖国贼谈之色变，这一切都源于他的恐怖刺杀，他带给前者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而在爱国的朝鲜人眼里，他则是一位无畏的勇士。30年代以后，他更多地出现在公开场合，人们发现这个传说中的人是一位英俊的男子汉：他脸膛微黑，喜欢穿着中山服，头部两侧的头发剪得很短，从而使他的个子显得更高。
1898年3月13日，金元凤出生于庆尚南道密阳郡府北面甘川里的一个农家，号若山。因为他经常使用金若山的名字于各种场合，所以中国人往往只知其号而不知其名。
金元凤出生的年代，正是朝鲜被日本侵略者残酷统治的年代。朝鲜农民尤深受其害，辛苦生产出来的大米被侵略者野蛮地掠夺，劳作一年连米饭都难得入口，但重视文化的传统还是使得父母将8岁的他送往私塾学习。12岁的时候，他进入家乡的同和学堂学习汉语，接受正统的儒家传统教育。虽然他在这个初中级别的新式学堂只待了2年，但校长全鸿杓成功地使他年少的心萌生了排日思想。义愤填膺的他到了汉城，在爱国志士创办的中央高普二年级插班学习。在校期间，他就开始组织练武团，积聚反日力量。当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之后，16岁的他奔走庆尚北道、忠清南北道、全罗南北道、京畿道、江原道等地，结交抗日义士，寻机起事。
在各地活动时，他深感日本侵略者在武力上的强大，决心学习军事知识，组建反日军队，用武装暴力手段推翻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通过对世界局势的研究，他认为德国的军事学术水平最高，便想留学德国学习军事。但当时朝鲜的形势，是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留学条件的。于是他在1916年来到中国天津，进入德租界内由德国商人筹资创办的德华学堂（1907—1919，中学）学习德文。
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金元凤的计划遭到了挫折。1917年3月，中国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8月又宣布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留在中国的德国人或者被驱逐，或者被关押，德华学堂也被查封，金元凤因此失学。
在中国期间，他和朝鲜志士金若水、李如星等密切交往，共谋在中国开展反日斗争。1918年9月，他们来到南京，进入金陵大学学习。
1919年2月，前往奉天的金元凤听到了国内爆发“三·一”独立运动的消息，他更加坚定了用武力才能使朝鲜独立的信念。到达东北后，他会见了韩国独立组织义军府的主席吕准和军务部长金佐镇，这都是些主张武力复国的代表性人物。金元凤通过对延吉地区独立运动的考察，认为独立军的力量比起日本侵略者还很弱小，如果仅仅依靠这支武装，复国的希望将遥遥无期，他决定采用更加激烈的手段。
1919年11月9日。金元凤和尹世胄（化名石正、石鼎，1901年生于韩国密阳市。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在中国吉林组织“义烈团”，因策划刺杀朝鲜总督而被捕入狱7年，出狱后流亡中国，担任黄埔军校教官。1935年在南京组建朝鲜民族革命党，任中央执行委员，被称为“朝鲜民族革命党的灵魂”。1938年在武汉成立朝鲜义勇军，1940年带领朝鲜义勇军混编支队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并肩作战，著名的朝鲜独立同盟总部和朝鲜青年军政学校，就是在涉县的中原村和南庄村成立的。1942年5月28日，在反“扫荡”作战中，为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机关安全转移，朝鲜义勇军与八路军总部警卫部队并肩战斗，尹世胄壮烈牺牲于涉县庄子岭，时年42岁。）等13人在吉林城巴虎门外中国人潘某家秘密集会，决定成立以实施暗杀手段为主的反日独立运动团体——朝鲜义烈团，金元凤被推举为团长。
在朝鲜独立运动历史上，“义烈斗争”是一大特色，这种斗争依靠个人或小规模的组织开展抵抗运动，“义烈”就是指义士和烈士。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而金元凤也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日本强盗取消了我们的国号，夺走了我们的政权，剥夺了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是朝鲜民族的生存之敌”；“要想维持朝鲜民族的生存，就必须驱逐日本强盗，要想驱逐日本强盗，只有通过革命”；要进行革命就必须要批判所谓的“外交论”、“准备论”，实行“以民众力量为基础”的暴力革命，采用特务手段消灭反对朝鲜革命的敌人，建立以民众为基础的理想国家。
在这种激进的革命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义烈团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其初期纲领模仿中国同盟会的纲程：“驱逐倭寇，光复祖国，打破阶级，平均地权”。后来，义烈团的纲领随着金元凤等人思想的成熟，又扩充修改为18条，不仅规定了义烈团当前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目标，而且规定了朝鲜独立后新国家政权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尤其注意代表和保护朝鲜工农阶级的利益。
义烈团的主要手段是红色恐怖，因此规定了“五破坏”和“七可杀”的行动目标。“五破坏”是指破坏朝鲜各地的警察署、朝鲜总督府、东洋拓殖回社、《每日申报》社、日本其他行政机关等；“七可杀”是指暗杀朝鲜总督以下的高官、日本军部首脑、台湾总督、卖国贼、亲日派巨头、敌探、背叛民族的土豪劣绅等。
在金元凤的带领下，义烈团员们经常携带武器、炸药，潜行在朝鲜、中国、日本的各大城市，到1926年为止，共进行了大小23次暗杀破坏活动，搅得日本侵略者不得安宁。但这种活动虽然影响很大，却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日本的殖民统治。而且由于力量悬殊，暗杀成功率不高，自身损失却很大。因此，金元凤在找到了新的反日斗争道路后，决定停止义烈团的暗杀活动。
1924年，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使正在中国活动的金元凤等人深受鼓舞。当时，在广州相继出现了陆军军官学校、广东航空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等新型学校。这些学校，都是东方各弱小民族革命青年学习最新军事政治知识的摇篮，其中以苏联红军为榜样的黄埔军校为最。当时，海内外的革命青年中有一个充满激情的口号：“到黄埔去！”可见当时黄埔军校之魅力无穷，而“坚决主张使用暴力的著名头号人物”金元凤当然渴望着到黄埔去学习革命方略和战术。1926年春，金元凤带领朴孝三、朴建雄等17名义烈团员，通过在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任副官的朝鲜革命者孙斗焕（化名孙建）的关系，找到当时在上海秘密主持黄埔军校招生的陈果夫。陈资助他们每人20块银元及到广州的船票。金元凤一行抵达广州后，带着陈果夫的介绍信，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转呈校长蒋介石。经过简单的入学考试，金元凤等人全部被录取为军校第四期学员，金元凤化名崔林，被分配到步兵科学习。
在校期间，金元凤十分活跃，由于意识形态上的相近，他与朝鲜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金山（本名张明，1905年3月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底到吉林朝鲜独立军校，接受了军事训练。1920年赴上海，在《朝鲜独立新闻》工作。1925年到达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兼课，在中山大学研究经济学。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1938年，金山准备去东北前夕，突然被陕甘宁边区保卫部门以“托派”、“日本间谍”的罪名立案审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下令在保安秘密处决，时年33岁）在广州发起创建了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并任执行委员，青年会拥有会员300人，还办有刊物《革命行动》，为朝鲜青年在广州各校入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金元凤也逐渐成为广州朝鲜革命者中的风云人物。由于其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使得他有机会与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人有所接触并建立了联系，这对他以后长期在中国从事反日独立斗争很有帮助。
在军校学习期间，金元凤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优秀的领导才能。因此在1927年1月军校毕业后，他被留校担任政治部少尉教官。但就在革命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展开了大搜捕、大屠杀。出于阶级利益的相同，金元凤率领义烈团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1927年4月，金元凤、朴建雄、柳子明、金奎光等100余名朝鲜青年离粤赴汉，集合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并号召在中国的朝鲜革命者广泛地参加了共产党的军事斗争，金元凤自己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策略上的错误和敌我力量的悬殊，斗争遭到了很大挫折，仅在广州起义当中，就有100多朝鲜革命青年壮烈牺牲。这些接受过军事训练，准备作为以后创建反日军队的骨干使用的朝鲜精英的丧失，使得义烈团的内部发生了分裂，有的转向共产主义，有的转向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金元凤等大多数义烈团员都离开中国革命队伍，分散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地，各自从事革命工作。金元凤本人仍然坚持着接近共产主义的左翼思想，1930年，他还在北平创设了列宁主义政治学校和机关刊物《列宁》。但一个事件的发生，让他和他的同志们看到了祖国独立的新方向，并为此必须和以前的斗争对象携起手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金元凤将义烈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中国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首先，他与“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及“东北难民后援会”等团体联络，并得到这些团体的资助。1932年3月起，金元凤化名陈国斌，开始与他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国民党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滕杰多次接触，谋求国民党官方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力行社对义烈团进行了直接支援，形成了中国国民党支援韩国临时政府之外的又一援朝系统。
为了实现军事反日的计划，金元凤向力行社提议举办文武合一的革命干部学校，训练政治军事干部。该提议经蒋介石批准，交力行社书记长干国勋（黄埔五期）执行。1932年10月20日，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对外称“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第6队”在力行社的训练基地南京汤山善祠庵开学，中方负责人何应钦、滕杰，朝方负责人金元凤。首批40人，6个月为一期。
该学校主要分训育、政治、军事三方面课程。训育着重于生活管理、革命精神和革命人生观的培养；政治主要有朝鲜历史、朝鲜革命运动史、义烈团史、各国革命史、世界政治和经济、三民主义等；军事主要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特务工作、爆破、炸弹制造，以及突出性技能等。1933年4月22日，第一期26名（淘汰率35%）学员毕业，立刻被金元凤派往上海、北平、天津、东北以及朝鲜工作，其费用除少数人由韩侨资助外，都由国民政府负责。
1933年9月17日，第二期开学，学员人数54人。由于训练基地被日本特务发现，金元凤和滕杰商议，将学校搬到南京郊区的江宁镇。次年4月20日毕业，除20名学员转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继续学习，1人病退外，其他34人毕业，直接到反日斗争的前线工作。而在此之前的4月2日，第三期已经开学，学员44人。由于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强硬交涉，要求取缔学校，该校被迫先后迁移至牛首山及南京花露巷胡家花园。10月5日，毕业的36人分为三批潜往南京夫子庙后敷营16号，继续秘密受训。而学校则在日本方面的压力下被迫结束。
在创办学校培养干部的同时，金元凤也在开辟其他新的斗争途径。他为解决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间长期存在得到团结问题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与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韩国革命党、光复同志会等组织先后成立了“韩国对日统一战线同盟”和“朝鲜民族革命党”。派遣金国宾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联络、金元植、金尚德与李青天部朝鲜独立军联络。1932年11月，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热河、内蒙，他派出金世雄、柳基锡为自己的代表赴北平，与蒙古首领那彦图王、德色赖托布王等创建了“中华五族救国大同盟”，以“铲除仇敌日本帝国主义，挽回固有权利，促进国际地位平等及发展生产事业”为纲领。1933年1月，金元凤又到天津、北平一带调查了解东北抗日武装的情况，计划将训练的学员悉数北调，在东北和内蒙古训练骑兵部队，“以图发展”。但终因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而作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官方开始公开支持朝鲜独立复国运动，中朝两国的反日斗争终于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地融为一体。“救中国就是救自己！”朝鲜独立运动志士们纷纷投身到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金元凤当然更不例外，他以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名义发表了《告同志同胞书》，指出“中日战争并不是单纯的中日两国间的战争，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整个东方弱小民族的解放战争”，“更会扩大到反日本的反法西斯的世界战争”（预测得很准确）；号召朝鲜人“要以不惜最后一滴血的觉悟，来参加光荣的抗日战争”，“拔出复仇的刀剑向敌人直扑”，“洗雪刻骨填胸的愤怒和耻辱”，“向光荣的民族解放战线前进”！
在号召中朝两民族进行抗日合作的同时，金元凤也在为再次促成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间的团结合作进行多方面的工作。他首先实现了左翼各党派的联合。1937年11月12日，三个同样脱胎于义烈团的革命团体——以金元凤为领袖的民族主义派的朝鲜民族革命党、以朴健雄为领袖的共产主义派的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以柳子明（韩国忠北道忠州市人，1919年因参加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独立运动来到中国，在设于上海的韩国临时议会任忠州代议员，并先后担任过“朝鲜义烈团”、“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等组织的领导成员，在艰苦的条件下为韩国独立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1950年6月，受湖南大学校长李达的邀请，到校任教并担任农学院农艺系主任，后因农学学科脱离湖南大学单独组建湖南农学院，柳子明先生转为该校教授。1985年4月17日，柳子明逝世，享年91岁，安葬在湖南大学附近的天马山。）为领袖的无政府主义派的朝鲜革命者联盟，在汉口合并为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在金元凤的领导下，该联盟积极地开展了各种类型的反日斗争。
首先，创办了机关刊物《朝鲜民族战线》，宣传中国抗战和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金元凤、金奎光（1898年生，又名星淑，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人。早年在朝鲜参加学生运动，曾被捕判刑两年。1923年到中国，入广州岭南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党委派黄埔军校，任第四期入伍生队教官。1926年初起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留守广州部队排长、副队长、连指导员。1927年12月率朝鲜人连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组织朝鲜“创一党”。1928年到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29年与杜君慧结婚，曾与杜君慧合译《社会科学词典》、《教育史》等。1933年组织朝鲜旅华侨民为主的“共产主义同盟”，次年改称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1938年与金元凤、成周实等组织朝鲜抗日义勇队，1944年在重庆参加“朝鲜临时政府”。日本投降后返回朝鲜。组织“朝鲜民族阵线”，任副议长，后任勤劳人民党政治委员等职。1949年12月加入李承晚集团，并发表脱离朝鲜劳动党的公开声明。）等联盟领导人在刊物上频频发表文章，阐述中朝联合抗日的必要性。并且通过与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接洽，派遣了林哲爱、郑文珠到武汉广播电台，轮流用朝鲜语及日本语，分别向朝鲜同胞和日本大众播音。
其次，该联盟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1938年2月12日，当武汉各界举行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大会时，金元凤派代表参加并致辞，散发传单。当武汉民众举行空军殉职壮士追悼会、第五路军荣誉团欢送会、东北阵亡将士追悼会、“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等活动时，该联盟都派员参加，并在会场上成为受人注目的人物。该联盟还自行举办纪念朝鲜“三·一”革命19周年大会和安昌浩先生追悼大会等各种活动，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扩大了联盟的影响。
第三，该联盟积极谋求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的团结，金元凤派王君实、孙建专程赴长沙，遍访各团体领袖金九、李东宁、李青天、赵素昂、玄益哲等，交换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虽然没有马上取得成效，但向各团体展示了联盟一心为公的姿态，也对日后的团结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该联盟还积极争取中国官方的支持。1938年3月29日，金元凤代表联盟致函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确认朝鲜民族为抗日阵线的一主要势力、建立国际反日机构、确认朝鲜民族为中国民族的最可靠的同盟者等意见，请求大会予以采纳。促进了中国国民党加强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援助工作。
建立一支朝鲜人的抗日武装，是金元凤多年以来始终追求的目标。1937年8月，他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朝鲜民族革命党代表大会，决议组织义勇军。由军校朝籍学生95人为基干，再募集志愿人员360人编组而成。人员在南京训练，然后分批向华北出动，参加中国抗战。同时，将方案报送国民政府，请求批准，并要求供给各种装备。蒋介石迅速表示支持，并将计划书批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主办，最后决定由第一厅（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厅长贺衷寒中将（1900—1972）具体筹办。
贺衷寒与金元凤反复商议，决定组织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领导，贺衷寒为主任，中方周咸堂、潘文治、矫汉治，朝方金元凤、金奎光、金学武、柳子明为委员，下设朝鲜义勇队，金元凤任总队长。
1937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正式成立，约有队员近百名，大多为朝鲜民族革命党党员，并在中国军校接受过训练。金元凤鉴于力量过于单薄，又于是年底派遣83名朝鲜青年到江西中央军校星子分校，编组为第六期特别训练班。经过半年受训后，这些人于1938年5月毕业并抵达武汉，编入义勇队。
义勇队最初分为两个区队，一区队长由黄埔军校四期生朴孝三担任，队员43人，分为4个分队，主要活动在第九战区的湖南、江西一带；二区队长由黄埔军校八期生李益星担任，队员33人，分为3个分队，主要活动在第五战区的安徽、河南一带；义勇队本部13人，在武汉办公，武汉失陷后，转移到桂林，后迁移到重庆。1939年10月，经中国军事委员会批准，义勇队扩编为三个支队，支队长分别为朴孝三、李益星、金世日。同时在桂林、宜昌、洛阳等地设置通讯处，负责招募朝籍青年入伍。本部新建了机要组、政治组、总务组、编辑委员会及附属的妇女服务团、三一少年团、医务室等，总人数314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战地工作人员一起，既进行对敌撒传单和对敌广播等心理战宣传工作，又做审讯日俘和翻译敌方文件等收集情报的工作，有时也进行一些危险性不大的扰乱敌后的破坏工作。
1941年，朝鲜义勇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由于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和韩国临时政府之间的矛盾对立，而中国官方又对临时政府偏袒，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都引起了广大义勇队员的反感。而在敌后根据地建立的、由朝籍红军名将武亭领导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就体现出了巨大的吸引力。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不遗余力地宣传着敌后抗日的事迹，义勇队内部的中共秘密支部也在可着劲地鼓动，而对义勇队要北上深入敌占区的试探，缺乏政治敏感性的国民党第一战区也没有反对。于是在1941年3月，堪称义勇队主力的120名队员在洛阳整训后，由朴孝三、金世日、尹世胄等率领，分四批北渡黄河，进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以后又在华北敌后建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与义勇队本部却脱离了关系，只保留了名义上的隶属，发展成为另一支重要的朝鲜反日复国力量。而金元凤率领的本部及部分在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队员和敌区工作员，继续在国民政府统治区进行抗日复国斗争，但国共之间人所共知的敌视，使得这些留守者的处境十分尴尬。
自从1940年9月韩国光复军成立后，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出现了两支朝鲜反日武装队伍并存的局面。金元凤是反对国民政府批准韩国光复军成立的，后来又主张以义勇队为主，将两支军队合组为朝鲜民族革命军。而韩国临时政府则从一开始就以正统自居，主张将义勇队并入光复军，组织统一的韩国国军。
由于义勇队大部北上，蒋介石对义勇队和金元凤极度不满，于是在中国官方的干预下，1942年5月15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义勇队改编为光复军第一支队，金元凤任光复军少将副总司令兼第一支队长。这个决定让金元凤十分愤怒，但义勇队的实力已经大为削弱，何况补给装备都依赖于中国政府，也只得暂时忍耐。1942年10月，韩国临时政府进行改组，金奎植等朝鲜民族革命党员被吸收为政府阁员，1944年4月，韩国临时政府做了更大的调整，阁员中包括了国统区韩国独立运动各主要政党的代表，终于成为由独立运动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金元凤任临时政府军务部长。
虽然金元凤一直渴望着独立运动的统一，但他更希望这是一个由自己主导的统一，而不是现在别别扭扭的、在国民政府强迫下的、由他多年的政敌金九主导的统一。所以，他在暗地里仍然坚持着独立的活动。1943年5月，作为光复军副总司令的金若山不是以光复军，而是以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的名义，与驻印英军总司令部代表麦肯尼签订了协定，由民族革命党派遣朝鲜民族军宣传联络队10—25人，协助驻印英军对日作战，“进行有利于英军对日作战的对敌宣传，翻译战斗中获取的敌方文件”；“朝鲜民族革命党为有效促进联络队的工作，可向印度派遣常驻代表一名，以在全盘活动中密切合作”；联络队人员“可自由接触英军俘获的朝鲜人俘虏，如有可能，可对之实施训练，使其参加服务工作”；联络队人员的各种费用由英方负担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元凤就以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名义与中国军政当局不断交涉，谋取对该党的支持。但蒋介石现在考虑得更多的是自己如何统一被战火破坏的中国，而不是帮助遥远的朝鲜统一在颇有胆略和雄心的金元凤手中。所以，金元凤提出的一揽子行动计划，得到的只是带有外交口吻的淡淡回复而没有任何实质性支持。
1945年11月5日，金元凤作为临时政府的阁员，跟着金九先生一起乘坐飞机前往上海。年底，他回到了阔别数十年的故乡。但美国军方统治下的朝鲜南部不是金元凤梦想中的乐土，他对这些曾经的“解放者”任用过去的日本殖民官员和韩奸继续压迫朝鲜人民感到强烈的不满，而对北朝鲜充满了向往。1948年4月19日，金元凤和金九来到了平壤，参加联席会议，会议坚决反对美国在南朝鲜进行的单独选举，他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分裂朝鲜的行为，这对同样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金元凤和金九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联席会议没能阻止这场由美国导演、李承晚主演的闹剧，即使只有3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即使在很多地方爆发了反对单独选举的武装暴动，即使有323个朝鲜人丧失了生命，都没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朝鲜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
随着8月15日大韩民国的成立，平壤也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元凤被选举担任第一任监察相，这时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随着他留在北朝鲜而再次发生分裂，金奎植等人留在南朝鲜继续坚持议会斗争，而跟随金元凤来到北方的党员则改组为人民共和党，金元凤自任委员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任检阅相，1951年兼任机场修建委员会朝方副主任，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在朝鲜北部修建空军机场。1954年任劳动相，1956年当选劳动党中央委员，1957年当选为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卒年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