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黯然离开政坛的显贵人物黯然离开政坛的显贵

国务院原副总理孙健
     
孙健（1936－—1997.11），河北定兴人。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天津大成电锯厂、天津中国机械厂当工人。1956年6月后，任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干部、武装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70年9月任天津一机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1月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同年11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书记。1974年1月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1978年3月被免去职务，回天津机械厂工作，后任厂技术改造办公室副主任。1987年7月任天津进口设备检验处科长。1990年5月任中国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华北公司总经济师、机电部经理。是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1997年11月在天津病逝。
从国务院副总理到公司经理：孙健的特殊人生轨迹
有的人，生活在天堂里，一交厄运便下地狱；而有的人，从天堂跌下，也就融入人间，继续发出生命的光和热。中国，有一位曾当了三年国务院副总理的北方汉子，就属于这后一种人。他的名字叫孙健。
时空倒转。镜头被拉回到中国历史上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的孙健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达到了他一生权力的顶峰。这一年，他只有39岁。
他从国务院副总理位置上跌下来之后，有朋友曾问他：“你当年到底是怎么被相中并当上副总理的?”
“这对我来说也是个谜。”黑黑胖胖的孙健沉吟片刻后，很谨慎地说：“我只知道当时经办的手续大概是这样的，先是政治局报毛主席批准，再交十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提名，后当选为副总理。”
这其中自然有许多历史的原因，其中众所周知的实情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的1974年底，王洪文飞到长沙向毛泽东告黑状，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并决定第四届全国人大仍由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出面组阁……于是，命运之手就把孙健推上国务院副总理的宝座。
一
自1951年来到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开始，孙健在广阔的时空背景走了一个轮回——从学徒工到班组长，从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科长到党委书记，从天津市抓工业的副书记升任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最终像赛场上灵巧的体操运动员，以一个空中转体三周半的高难动作回落地面一样，又回到了最初生活和养育他的这块土地上。
翻砂工在工业领域里算得上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孙健从生活的底层熬起，几乎在通往仕途的所有台阶上都站过。当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的时候，他来了个笨鸟先飞，跑了近600个企业；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周恩来总理在给副总理们分工时，以他那特有的口气说：“孙健最年轻，多到下面跑跑，花3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吩咐，他马不停蹄地跑了全国各地许多地方。也许是因为自己太年轻却身居要职，他处处谨慎小心，从不张扬自己。可作为手中掌握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工业和交通两大块的副总理，他即使不张扬，即使处处谨慎小心，也必然是新闻是热点。当回忆起那段经历的时候，孙健说：“我必须老老实实干事，夹着尾巴做人。像什么钓鱼、打猎、游山逛水的事从不沾边。无论到哪儿去从来不要警车开道，安排了也要撤掉，没有这个必要。我自知是小马拉大车，水平不够……”
他手下的秘书和工作人员一方面觉得他为人不错，是好人，没有架子，同时又觉得跟着他有点窝囊。别人的首长总有一些丰富美妙的活动，当时正是文艺禁锢时期，文化生活很枯燥，最诱人的就是能调来内部电影看看。然而，这些好事都与孙健无缘，他刚到上边，脚跟还没站稳，似乎还摸不着大门，即使想看内部电影，也不知到哪儿去调。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办公的环境比较宽敞，院子里有块空地，他觉得不种点什么有点冤，好不容易挤出点业余时间，便把身边的工作人员聚到一起，教他们如何种白菜、茄子或者大葱、豆角什么的，并亲自做示范。工作人员暗自苦笑，但做起来却不敢有一丝马虎。
一天，孙健正在中南海散步，半路遇上了同时担任副总理的谷牧，老人以关心的口吻问他：“你怎么还不把家属接来?”
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这样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是不许带家属的。”
谷牧被他的这句话逗乐了，细一琢磨，确实也是个理儿。
在老百姓眼里，孙健身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而在他的内心，他朴实地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学徒”。其实，他的心情并不像他说的那么轻松。自当上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后不久，他就得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他这种症状越发严重了。中国是十分讲究资历和辈分的国度。如果单单把这种职务上的升迁算作一种从政经历的话，那么他的这种经历真是太单纯了，这种单纯使他体味不到或把握不住政治漩涡深处的底蕴。他只能靠自己当翻砂工时锻炼出来的那股坚韧的劲儿，或用当时经常提到的“巴黎公社社员”的热情与义务，来行使国务院副总理的职责。
“四人帮”垮台后，孙健又在副总理的位置上干了两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指导工作，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这本是他预料中的事情，他放下电话后，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随后，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在无情的政治风雨中坠落。中南海的日子与国务院副总理的生活，成了他42岁前的一段经历与记忆了。
有关方面找孙健谈话，他当时只有一个要求：回天津。这或许正应对了上边“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的精神，最后经过有关方面的严格审查，答应了他“回天津”的要求。虽然他要为这3年的副总理生活付出代价，但他相信自己的风格和人品并未受到政治与权力的骄惯与毒害，因为他那几年干的都是非常具体和比较实际的工作，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并未掺和其他方面的事，因此也就少却了许多精神负担与麻烦。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孙健是幸运的。这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能量守衡。
二
当年，孙健的升迁与高就，并未使他的老婆孩子得到什么荣华富贵般的实惠。如今，他回到家，很快便恢复了平民角色，全家亦一如既往地过起平静的日子。
被许多所谓的当代或现代人所忽视的家庭，终于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奇迹般的作用，它所产生的魅力应当说是弥足珍贵的。
工厂似乎可以说是孙健的图腾。作为中共党员，他最终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去天津机械厂上班。老伴早晨起来仍像当年侍候他去工厂上班那样，把头天晚上做好的饭菜装进一个饭盒里，他拎起来骑上自行车就出门了。到了工厂，早饭吃掉饭盒里的一小半，中午吃掉另外那一大半。有时不带饭，就到食堂排队买碗豆腐脑儿、一碟咸菜、四两大饼或两个馒头。
工人们问他：“老孙，你怎么老吃这个，也不换换口味儿?”
他回答得很坦然：“这对我的胃口，也符合我的经济条件。”
其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而“文化大革命”的思维惯性仍在一些人的心里发生着作用。孙健刚回天津的时候，市里想做个姿态表示一下，于是召开了一个范围很小的批判会，参加批判会的都是区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机械局是天津机械厂的上级主管单位，这个局的党委书记老尹便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此人曾是孙健的老上级，见孙健走上批台，他站起身来，伸出手：“老孙，身体怎么样?”
孙健当时一怔，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忙回一句：“挺好!谢谢!”之后，他想了很多很多：当时众目睽睽，别人正忙着跟自己划清界限，躲都躲不及，而老尹却敢跟自己握手打招呼，假如换个位置，自己能这么做吗?
这事儿足以让孙健刻骨铭心一辈子!

三
孙健的性格基本上是属于农民式的。他顺从自然，随遇而安，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运的安排。他懂得，凡是发生的就应该发生，有些事情不能细究，一句话——“宜粗不宜细”，不必非要问出个为什么。他就是在这种心态支配下，走进天津机械厂的。他又闻到了他生命中所熟悉的那种气味。这种环境和气味，仿佛是上好的中药，他那严重的失眠症在紧张而忙碌的劳动中一下子去了根儿，不要说晚上回家他睡得踏实深沉，就是中午，饭碗一搁，不消10分钟就能入睡。
孙健毕竟曾在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干过3年，在中国有此经历的人凤毛麟角。刚到天津机械厂的时候，他去趟厕所，工人们也在背后议论：
“看见了吧，这就是当过副总理的孙健。”
“别看人家当过副总理，大小便却跟咱一样去咱工人的厕所，而不去党委的厕所。”
所谓“党委的厕所”设在厂办公楼里，有专人打扫，比厂区大院中谁来谁用的厕所要干净些。
在工厂里劳动了几年后，1985年初，上面终于来了精神，说可以适当安排孙健作为中层干部使用。那一年，天津市投资500多万美元，引进了德国一家摩托车公司的全套设备和全部的技术软件，并决定将摩托车心脏部位的发动机生产线放在天津机械厂。引进生产线需要新厂房，时间紧，任务重，且又是天津市的重点工程之一。于是厂长拍板决定，将这项重点工程的基建任务交给了孙健。
孙健接受任务后，首先要求他的办公室成员，每天必须提前10分钟上班，晚10分钟下班。而他自己每天则提前半个小时进厂，打水扫地。紧张时，他就干脆吃住在厂里。在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他丢掉了所有的心理负担，重新以兢兢业业的、最基层的业务员的姿态进入社会。那些日子里，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和区局等大机关，下至厂矿、街道和农村包工队，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用他本人的话说，是“一天从早忙到黑，手脚不闲”。
在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孙健干出了成绩，重新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987年初，天津机械厂召开一年一度的先进表彰大会。这次表彰大会，除了像以往那样颁发荣誉证书以外，厂头儿决定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厂级先进来点实物。奖品是毛毯。
表彰大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孙健就坐在大礼堂的前排。尽管开会前他已经知道自己又被评为厂级先进，可当厂长念到他的名字时，他还是感觉有些不自在，同时感觉有千百双眼睛盯着他的后背，直弄得他身后怪痒痒的。
是啊，当年任国务院抓工业、交通的副总理，今天却坐在老百姓的人堆儿里，而且还要走上台去接受厂长的颁奖，这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当年他曾经多少次走上台，或发言或颁发奖状，今天工人们连续3年选他当先进，前后一对比，他真是百感交集。这时，旁边的人看着他还在愣神，便推着他站了起来。脚好像是别人的脚，他犹豫着往台上走，于不经意间又被连接麦克风的电线绊了一下。当他从厂长手中接过奖品时，台下的工人为他鼓了好长一阵子掌，坐在大礼堂后面的一群工人甚至还站起来喊：“孙头儿，名副其实!”
孙健的喉结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看上去，他的表情或者说心情是想笑，可又有点像哭……
四
此后的许多年里，孙健作为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的一家公司的经理，一直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沉浮。
1997年11月，孙健因肺癌医治无效在天津病逝。终年61岁。他逝世前的职位是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的“经营经理”。
在吊唁期间，孙健的家属收到了他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的“师傅”、老一代革命家谷牧和曾在他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以私人名义发来的唁电和送来的花篮，这给孙健的家属及其生前好友以极大的安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原副委员长姚连蔚

姚连蔚曾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全国四届人大副委员长，然而1978年后，他却突然无影无踪、无声无息了。
1977年7月12日，姚连蔚人生的轨迹逆转了。当天，吴德、纪登奎、陈永贵三人约他谈话，“陕西有人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怕群众会有反应，中央不好解释。因为，事情尚未弄清楚。”一年后，姚连蔚回到陕西继续受审查。1979年2月，正是农历正月十五月儿圆的那天，他进了西安北郏的监狱。
1981年10月29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认定姚连蔚触犯了刑法第一四三条规定，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到姚的犯罪行为是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业经关押教育，故决定予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
今年55岁的姚连蔚，年轻时读书、种庄稼、做小买卖，1951年参军，1955年进入昆仑机械厂学车工，先后兼任车间政工员、政工组长、政治指导员。“文革”给了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遇。世代贫农出身，历经工农兵学商的经历，中共党员、生产突击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身分，使姚连蔚成为所在工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和西安东郊“工联派”的一名头头。1968年，他出人意料地被推选为中共“九大”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4年，姚连蔚离厂出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次年便做了京官。
姚连蔚做了两年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当了两年半囚徒。然而，他的工资关系一直留在西安的工厂。1974年，他的组织关系转到陕西省总工会，1986年整党中被开除党籍。
姚连蔚在北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拿的还是他1959年四级工的月薪58.86元。当时，中央对他和吴桂贤、李素文等人实行了一种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近几年，周内多次调整工资，同姚一起进厂的工友月薪已提到130多元，他夫人的月薪也升为110元，而姚仍是58元。姚连蔚已申请退休，昆仑机械厂年轻的厂长邱世杰说，应当历史地看问题，他主张对姚退休时的工资放宽一些。
姚连蔚的夫人王桂兰——昔日该厂厂部档案室机要员、今日车间办事员——是山西汾阳人，已届知命之年，她“处事不惊”，是“贤妻良母”。她不为丈夫做高官而趾高气扬，也不因丈夫“削职为民”而万念俱灰。王桂兰说她和姚连蔚曾在一个车间、一个班组上班，同一天加入共产党，志同道合，心心相印。
姚连蔚说，他有贤慧的妻子，因而能够活下来。出狱后，他成为家务管理员、采购员、炊事员、学习辅导员。他27岁的大儿子已是火车副司机，26岁的二儿子是炼钢工人，18岁的三儿子正在技工学校读书。
姚连蔚在长安老家还有两间平房，他不时回家看望乡亲，种花养草，爬山钓鱼，寻求乐趣。尽管他的一只眼睛得了中心网膜炎，盲而不瞎，只能看大目标，但他还是把精力放在读书上。他把中医书当作小说阅读。他并没有“不为良相平天下，亦当为良医济世人”的志向，他的学习动机，是因为工厂不给他报销医药费。

纺织女工当上副总理 吴桂贤大起大落的人生之路

第一代纺织女工　 留下的劳模足迹
至今回忆起来，吴桂贤都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着太多的不幸与幸运。1938年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吴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51年，13岁的吴桂贤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独自出门谋职立业。
她太小了，小小的个子，小小的年纪，如何找工作？开始一段时间，她只好在蔡家坡远房姨妈家打杂。后来又给姨妈的侄子带孩子。但是好奇与好胜心不能允许她自己“苟安”太久。于是，当陕西西北国棉一厂——这个在古城咸阳兴建的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纺织厂开始对外招工时，年仅13岁的吴桂贤就踮着脚尖站到了招工人员的前面了。
当时招工规定年龄最小不得小于16岁，可吴桂贤才13岁呀，虽然瞒报了3岁，但身体娇小的个头，人家哪里肯信！但招工负责人还是被眼前这个坚强又倔强的女孩打动了，破例招了一名“童工”。从此，吴桂贤穿上了白围兜，戴上了白帽子，成了西北国棉一厂第一批工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桂贤除了有一股饱满的劳动热情外，还有一股炽热向上的政治热情，她于1955年入团，1958年入党。入党转正的那天，领导找她谈话，郑重其事地告诉她，鉴于她表现非凡，决定把她调到赵梦桃小组去，担任赵梦桃所在小组的党小组长，赵梦桃任工会小组长。赵梦桃比吴桂贤年长三岁，这时的赵梦桃已经是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八大代表，明星耀眼，光华四射。吴桂贤与赵梦桃相处很好，就近请教纺织生产技术，切磋攻克纺织技术难关，那—段火热日子，令吴桂贤至今念念不忘。然而不幸的是，赵梦桃突然患了癌症，病重期间，陕西省委正式以她的名字将其所在纺织生产班组命名为“赵梦桃小组”，在省委书记主持的命名仪式上，身为“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的吴桂贤代表小组当场发言宣了誓。
命名大会是在1963年4月27日召开的，赵梦桃6月 23日逝世。噩耗传来，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泪飞如雨，吴桂贤在揩拭滚滚热泪的同时，感到赵梦桃一去，她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此，她要求自己更严了，处处事事起带头作用。但她深知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应当团结全组姐妹来挑重担。由于姐妹们齐心协力，小组年年出色完成生产任务，年年被评为先进标兵，以赵梦桃小组为代表的西北国棉一厂班组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一时传遍全国纺织系统。
吴桂贤本人自1958年以来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级标兵，多次被评为三好学员、优秀学员。1964年、1966年连续两次被评选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65年吴桂贤以个人和赵梦桃小组代表的名义，出席西北公交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吴桂贤吃苦耐劳，心地善良，待人热诚厚道，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不久，她被推选为西北国棉一厂副厂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些老干部一夜之间成了“三反分子”，吴桂贤感到很不理解。她到北京学习时，总是把毛主席、周总理的讲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回到单位后，她努力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制止“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为。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告一段落，各地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吴桂贤作为“老中青”三结合的青年干部被提拔到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又连续在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非常时期的需要走上副总理岗位
1975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一方面，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积极进行治理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另一方面，“四人帮”也在加紧纂党夺权，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毛泽东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提出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当时，需要从工人中选拔一名副总理，而且要求是女性。
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提出上海的造反派头头王秀珍。周恩来觉得不行，这样势必增大“四人帮”的势力，就提出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一人，于是就提出了吴桂贤。周恩来连夜打电话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速调吴桂贤的档案到中央，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后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才火速电召吴桂贤进京受命。
吴桂贤到北京后，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要她干什么。周恩来找她谈话，她问总理：“让我来北京有什么任务?”周总理笑吟吟地说： “有大任务啊，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大吃一惊：“不行，不行，我干不了！”周总理说：“许多事情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就会干，我这个总理也是在干中学会的，况且还要经过全国人大的选举任命呢。”在四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经选举后任命吴桂贤为国务院副总理，那年，她37岁，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理。
到了北京当副总理，吴桂贤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她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是在政治局开会或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吴桂贤每次都只喝白开水，不喝茶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她笑笑说：“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每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她都要按规定交餐费。她分管纺织部、卫生部和工青妇工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1975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参加劳动。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兴高采烈：“吴大姐又回来了!当了副总理还和咱工人一个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吴桂贤心底无私，为人低调，她怎么能料到当时中国政治的云谲波诡，连所谓“四人帮”之说她也是到了1975年5月才知道。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在游泳池召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毛主席同开会的人一一握手，大家都坐下后，毛主席讲，回到北京，江青要求见我。我说：不见！要见，政治局成员一起见。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吴桂贤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何谓“四人帮”？吴桂贤感到蹊跷。次日晚上开会讨论毛主席指示前，她向倪志福请教。倪志福说毛主席1974年7月在政治局会上讲过“四人帮”的问题。1974年7月，吴桂贤还在陕西。听到这些人在和毛主席作对，吴桂贤吃了—惊，都是最高层领导了，还想咋的，还敢和毛主席过不去！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准备召开党的十一大，吴桂贤开始还是代表资格审查组的成员。十一大召开期间，前面讨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报告时还风平浪静，当进行到中央委员人选讨论时，吴桂贤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与压力。登在简报上的材料让吴桂贤不知所措。她觉得自己对周总理一片爱心，哪里会有反周总理的想法！吴桂贤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请求就以上事情，组织上派员调查落实。
这时的吴桂贤，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回顾与斗争，一时心若止水。她一方面打报告给党中央，要求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去；另一方面给华国锋、邓小平以及李先念等中央主要领导办公室去电话，希望回去之前，面陈自己的想法。答复很快就有了，华国锋刚开完党代会，又要准备会见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要她略等一等。邓小平办公室则表示，国庆以后可以安排。李先念在国务院紫光阁见她的时候讲，你是先进工人代表上来的，在中央工作三年，总的不错，你还年轻，回去好好工作。吴桂贤表态，过去是怎么工作的，现在和今后仍然会怎么去工作。她在同华国锋面陈想法的时候说，一是请求组织上把她的问题搞清楚，二是回到陕西国棉一厂，回到赵梦桃小组去。华国锋说，厂里就不用回去了，到省里工作吧。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做出批示：“吴桂贤同志回陕西工作，中央已经同意。可以安排当大城市的副市长或大型国有企业的副厂长。”9月27日，她乘车返回咸阳。回到家里一天也没休息，就赶着要上当晚的夜班。爱人叫她休息两天再说，她说什么也不肯，丢下行李，佩上白围腰，戴上工作帽，就到车间上班去了。她还和原来一样，挡四台车，一台不少，保质保量完成了当天任务。回到厂里，回到工人姐妹们身边，她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她说：“我始终不会忘记，我是个纺织工人！”是啊，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这是她政治生命的起点，也是她精神的栖息之地。

迎着市场风云　 深圳特区再创业
1988年暮春4 月，深圳考察团由副市长朱悦宁带队千里迢迢来到陕西考察，其间有深圳外贸集团的副总经理李瑞荣，老李所在的国企与港商合资建了一个三资企业——鸿华公司，他们设想：要将鸿华公司办成纺织、印染和服装一条龙，在深圳崛起一个30万锭的大企业。中国之大，要论纺织，当然要属内地的人才技术了，他们在咸阳考察的时候，忽然提出，到吴桂贤所在的西北国棉一厂去看看。
吴桂贤无可避免地与深圳来宾会面，并成了车间参观的陪同与讲解员。参观出来，客人问：“吴书记，您到过深圳吗？”“去过。今年年初还去过一回呢。”“印象怎样？”“很好哇，生活节奏快，城市也漂亮。”客人忽然说：“那您调我们深圳去工作怎样？”吴桂贤只当客人开玩笑，没料到客人非常执着认真。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上纺织项目，太需要她这样富有经验的纺织行家。吴桂贤回答，可以推荐一些本专业的大学生给你们……然而，此时的深圳客商怎么也不肯放手，他们一再表示是诚心诚意请她，并邀请晚上在万年饭店做东请她详谈。
晚饭的餐桌上依然是一个主题：力邀吴桂贤“孔雀东南飞”。吴桂贤被客人的诚心所感动，但是转念一想自己已步入老年期了，挪动实在不大容易，再则自己是陕西的山水养育，对陕西情结太深，且熟门熟路熟人，到深圳去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自己能行吗？她不能不认真掂量，于是一再推辞……事情在她丈夫得知之后，才出现转机。吴桂贤的丈夫是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技术干部，他虽然没有去过深圳，却到西欧考察过一个月，他认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正在为我们借鉴，而深圳与沿海地区先走一步，必定发展比内地要快。
吴桂贤坚守的“军心”终于被丈夫的卓识与力推动摇了，两人于1988年6月9日应邀联袂前往深圳，做进一步考察。夫妻俩当时不仅出席了深圳第一届荔枝节，还到了位于葵涌的鸿华纺织印染厂建设现场，眼前一派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车间正在封顶，连海外运来的印染设备的集装箱还没拆呢，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专业技术人才的缺乏，确确实实是当务之急。
夫妇俩亲临深圳考察，坚定了南下的决心与信心。终于，在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以及一系列公文批复后，吴桂贤来深圳报到了。
吴桂贤肩荷鸿华纺织印染公司副总经理的职衔，上任伊始的头等大事就是招兵买马，急性子办急事，第二天她又千里迢迢飞返西安。
她在陕西一呆就是10天，从一印二印三印三个印染厂，共招了108人，这可比之《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老中青搭配，从工人、技术员到总工程师各路能人都挑选齐了。突然一下子招来那么多人，生活设施跟不上怎么办？吴桂贤等八个人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女的、年纪大一点的住在室内，男的就睡在客厅里。她带头清扫卫生、买菜、做饭。创业难，生活再苦再累，但大家心里甜滋滋的。
鸿华印染厂顺利开工，生产效益不错。上个世纪80年代末深圳城市人口数量有限制，进城市户口很困难，外贸集团这么一个几千人的大企业，一年也只有三四个进城户口指标。身为副总经理的吴桂贤深感不进户口，难安人心。她多次到有关部门去游说，深圳市人事局开了绿灯，给了鸿华25个进城户口指标；宝安县也被她的细诉所打动，一下子给了50个宝安县户口指标。
人员安定了，印染上了档次，出口合格率不断提高，坯布却又出现紧张。她九次前往新疆等地购置坯布，人家一听说来自深圳的吴桂贤，感到惊讶，吴桂贤不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吗？原来不是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吗？她可是当年纺织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是那个时候中国的一颗“政治红星”呀！现在为特区效力去了，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呀！吴桂贤眼眶一热，心里有久久的感动。

和谐美满的家庭　 安乐幸福的晚年
岁月不居，一晃，吴桂贤已经在深圳工作生活了近20个年头了。人们依然记得她，记得这个来自纺车前、而又被云谲波诡的时代一度推到命运波峰浪谷的人物。
1998年，吴桂贤从企业退休，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对她按正厅级待遇。陕西的“老乡”又推选她担任深圳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她为深圳、陕西两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她曾为重修黄帝陵募捐了25万元，她回咸阳走了5个县，看了17个企业，帮助那里搞合作开发项目。平时有陕西的乡亲来深圳办企业，搞书画展，她总是热情地前去剪彩祝贺。平时的救灾扶贫、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事业，她总是从自己的生活结余中捐款捐物。
吴桂贤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王振涛是位仪表堂堂的山东大汉，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曾任深圳赛格集团的总工程师。他们结婚四十多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是一对让人羡慕的模范夫妻。他们的儿子和女儿都是深圳大学毕业，现在金融部门工作，孝敬父母，事业有成，一家人其乐融融。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人李素文

经历过“文革”，岁月的老人们，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个从卖菜起步，竟然走进中南海、走进联合会、走着走着走进一片落日余晖之中，最后销声匿迹了的大名人李素文。
劳模从政，她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青年时代的李素文就是一个心灵手巧、作风利落、很有志向的姑娘，21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她投奔爱人从河北农村老家来到沈阳，在沈、阳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卖菜。平凡的工作，竟让她干得风生水起。
李素文被评为各级劳动模范，多次见到毛主席。1959年，她出席了全国群英会；1963年，她光荣地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那篇以《为革命卖菜》为题的发言，朴实之处见思想，让人们看到了卖菜之外的东西，看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可贵精神。这不仅感染了在座的普通听众，也深深地感染了中央高层领导，周总理7次带头鼓掌。
　　
1968年5月，沈阳市革委会诞生，李素文被结合进领导班子。1973年3月，李素文担任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1975年3月，李素文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那时，她身居高位，却非常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带家属，每天只有工作的权利，必须把思念之苦与七情六欲埋在心底；那时，她每月工资62元，是高级干部中的“穷人”，却非常满足，因为陈永贵副总理还挣工分；这种经济状况，自然出国访问时连“行头”都买不起，只好到对外友协去借皮箱和衣服，访问回来再把那些东西归还人家。
　　
那时她最怕家乡来人，因为囊中羞涩。有一个月，家乡来了四五拨人，结果月底时只好天天大葱抹大酱。生活艰苦，李素文还能适应，而对当时变幻的政治风云，她便显得无所适从了。
　　
1975年，中央让李素文协助李先念同志分管财贸工作。当时正赶上“批邓”，李素文自然在财贸战线狠抓“批邓”，也成了“批邓”的先锋。粉碎“四人帮”后，李索文也逐渐从政坛消失了。
　　
　　
命运转折，她成了出色的女经理
1978年7月12日，李素文回到了家乡沈阳，组织上安排她到市糖果厂劳动锻炼，改造思想。那一刻，45岁的李素文从“天上”降到人间。有时在公共汽车上，就能听到人们窃窃私语地议论她；“哎，那不是李素文吗?她不是副委员长吗?怎么不坐专车，和咱们一起挤汽车?”“听说犯错误了，被遣送回沈阳劳动改造。”每逢这时，她强忍着自己无法表白的情绪，车一到站，就迅速下车，消失在人海中……
　　
李素文不服输的性格，成就了她。她没有消沉下去，，而是在劳动中重新寻找自己，每天都加班加点地干，她包糖果速度终于超过生产能手。
　　
经过5年的辛勤耕耘，李素文用自己的汗水与能力赢得了尊重，1983年10月，她被选为该厂副厂长，主管经营。上任之后，李素文第一件事就抓原材料。工厂花了140万人民币从前西德引进一条巧克力生产线，每年需要可可豆150吨，计划内只有30吨，那120吨必须自己想办法。她还是那份责任，还是那份劲头儿，正月十五，风风火火地坐上夜车去北京，下了火车，便直奔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接着又去轻工部，到了晚上才安排住宿。第二天又起大早，到轻工部食品局和商业部办事，晚上连夜坐火车回沈阳。工人们感慨地说：这就是李素文的效率!
　　
1986年4月，李素文到天津办事时，发现天津市场上没有沈阳食品，便产生了把沈阳食品引进天，津销售的想法。得到领导的支持后，她便给天津老劳模、市蔬菜公司副总经理张世珍写了封信。经她俩的努力，在天津举办了沈阳食品展销会。李素文又打了一场漂亮仗、原计划销售500万，实际销售近1000万元。
　　
李素文的名字又叫响了。不久，她又担任了沈阳市轻工局供销公司副总经理。每逢有人问她为什么还傻干时，她总是笑着说：“权力是力量，金钱是力量，人格也是一种力量，我就是要用我的行动，证明我的人格。虽然我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但我会留给时代一个深深的思考。”
　　
　　
晚年出彩，她成了民营企业家
1989年，李素文该退休了。可是公司根据她的能力和需要，要她继续当顾问，她喜欢有事做，便又继续劳碌者。
　　
可到了1991年，李素文因心肌缺血先后住了4次院，她只好告退养病了。一天，沈阳卷烟厂的党委书记打来电话：“李大姐，我们从长春引进一种新型床垫，对养你的病有好处，你来看看。
　　
李素文躺在床上试了试感觉不错，便决定把攒的钱全部拿出来买这个磁性保健床垫。李素文确认了保健床垫的质量后，便决定到那家公司，打工推销、这种床垫。说干就干，果断的李素文背着家人，悄悄地带上床垫说明书，走街串巷搞起了推销。她本来就有很好的演说天赋，再加上名人效应，很快就打开了市场。
　　
1997年春节，65岁的李素文把自己开公司当老板的想法公开亮了出来。她大胆地贷款30万元，自筹20万元，在沈阳市最繁华的太原街办起第一家高科技产品专卖店（专卖医疗保健床垫），实现了自己当老板的梦。公司一开张，生意就很红火，而且效益越来越好。
　　
那时，她日子过得风风光光，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惟一的心结就是：她虽然已经享受到劳模待遇，可政治待遇却一直没有恢复，比如全国总工会慰问劳模、国庆节组织劳模上北京，包括省、市慰问劳模等活动都没有她的份。
　　
1998年的一天，李素文突然惊喜地接到通知，让她参加沈阳解放50周年纪念活动，这就意味着她的政治待遇已经被恢复了。也是从那一天起，她意识应该重新考虑将来的生活。于是，李素文又作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不再当老板，到著名劳模张成哲创办的劳模物业公司打工。
　　
李素文关闭了自己的专卖店，到5公里之外的北运河做“保姆”，维护20多公里长的北运河环境，冬天扫雪，夏天拔草，造福沈阳。尽管每月只有200元工资，尽管路途很辛苦，但她觉得非常快乐，因为她又回到了劳模中间。
　　
1998年8月15日，江泽民主席来到沈阳，并在河水清清的南运河将军公园接见了包括李素文在内的30多个劳模。当江主席握到李素文的手时，用亲切的口吻说：“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你们，你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仍然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在全国开了一个好头，祝你们健康长寿!”那一刻，李素文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潮起潮落唐闻生
　　
当年曾跟随毛泽东主席左右、家喻户晓的英语“国嘴”唐闻生，１１月５日在澳门露面。她是以中国侨联副主席的身份，专程从北京赶来这里出席“华侨华人聚濠江联谊大会”的。
　　
现5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忘不了唐闻生。她因一口纯正的英语，万里挑一给毛主席当英语翻译。常年伴随毛主席左右。上视率、出镜率几乎同毛主席相差无几，每当毛主席接见外宾时，她给毛主席当翻译。白晰的脸庞，梳剪整齐的短发，穿一身灰蓝色的列宁装。在给毛主席做翻译的十多年中，这一身装扮几乎没有变化过。
　　
眼前的唐闻生，已毫无当年的踪影。一身海蓝色西服裙衣，雪白的衬衣领翻在海蓝色西装外边，既“酷”又亮丽。脸庞比过去似乎变小了许多，戴副白边眼镜，再配上那花白头发，既精神又潇洒。如果不说她就是唐闻生，你无论如何认不出来。
　　
人生如大海，总有潮起潮落。毛主席在世时，唐闻生由翻译升至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年龄不过20多岁。毛泽东主席谢世之后不久，唐闻生便从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唐明照（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曾向周总理夸赞女儿唐闻生：“小唐英语比汉语说得好”。据说，仅仅因为这一句话，曾招来“崇洋媚外”的批判。也许，岁月留给唐闻生心灵的痕迹太深太重，她至今未婚。
　　
至于唐闻生最初走进中南海的故事，作家宗道一曾有一篇名为《唐闻生走进红墙的最初岁月》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描述：
　　
唐闻生是新中国的第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大“千金”。她的母亲张希先女士曾是燕京大学未名湖畔“最漂亮的姑娘”（斯诺夫人语）。
　　
唐闻生诞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家普通的产科医院，所以，基辛格博士第一次秘密踏上中国国土时便调侃她“可以竞选美国总统”。
　　
1950年深秋，当随父母回到未曾谋面的故国的时候，唐闻生还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1962年仲夏，正当豆蔻年华的唐闻生告别美丽的师大女附中校园，轻松地拿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录取通知书。
　　
在进入这个新中国第三代外交官的“摇篮”后，唐闻生的英语潜力得到超常的发挥。唐闻生不费吹灰之力地用3年时间就读完了5年全部课程：在一、三年级各跳了一级，让众多师生刮目相看。当时，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唐闻生。
　　
早在60年代中期，日理万机、殚精竭虑的周恩来总理未雨绸缪，跟随着自己10余年的第一任英语译员冀朝铸多次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物色高级翻译人才。在周恩来的敦促下，此事进行得非常顺当，冀朝铸在地处京郊的“北外”校园一眼就看中了活泼可爱的英语系高材生唐闻生。
　　
1965年暮春时分，唐闻生迈着轻捷的步伐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出数年，唐闻生便脱颖而出，成为冀朝铸之后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
　　
唐闻生一口漂亮流利的美国东部口音的英语使她轻松自如地从跟随周恩来总理17年之久的冀朝铸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唐闻生的译技以及她天真可爱的活泼性格给来访的外国贵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65年4月，浑身洋溢着少女青春风采的唐闻生来到外交部街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唐闻生被分配在教育司翻译处英文组。
　　
1966年7月，年逾古稀、雄心不已的毛泽东离开山雨欲来的北京，南下武汉三镇。
　　
7月9日，由浪漫大诗人郭沫若先生担任主席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隆重闭幕。
稍后，参加会议的53个国家、地区的代表，以及5个国家组织的观察员联袂南下，一路观光游览，来到中南重镇武汉，恭候毛泽东的召见。外交部有关部门为毛泽东的接见配备了3名翻译：法语翻译齐宗华、阿拉伯语翻译郑达庸和英语翻译唐闻生。
　　
平心而论，依资历而言，这样的大场面根本轮不到新出炉的唐闻生。
　　
这显然是冀朝铸这样名震海内外的“大腕”译员方能胜任的“活儿”。只是冀朝铸当时下乡参加“四清”，其他要角、主力一时也分身乏术，这才想到让天真可爱、一脸稚气的“小丫头”唐闻生扛大旗。
　　
乍一听这个消息，唐闻生简直如闻“晴天霹雳”。“不行！不行！”
　　
她的头像拨浪鼓，一个劲儿地摇个没完。
　　
好说歹说，唐闻生依然紧张害怕得要命。“主席的湖南话听不懂？没关系，廖承志、刘宁一都在场，可以提词……”
　　
唐闻生终于勉勉强强被说服了。
　　
齐宗华、郑达庸、唐闻生一行星夜直奔云横黄鹤的中南重镇。
　　
武汉。当毛泽东在长江万顷碧波里潇洒自如地游一回之际，正是唐闻生坐立不安之时。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次日清晨，接见即将开始，齐宗华、郑达庸和唐闻生在下榻处匆匆用完早膳，就在准备就绪，整装待发的当口，唐闻生愈益焦虑躁动起来。
　　
顷刻之间，巨人毛泽东就将出现在唐闻生眼前，就像“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文革”期间大小传媒习惯用词），唐闻生仿佛已能感受到灼热……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意想不到的事终于发生了！一直在忐忑不安中捱过分分秒秒的唐闻生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吓得几乎要晕了过去。
　　
“你不能晕，不然就没人了！……”左右声急切地呼喊。唐闻生微微睁开双眼，在齐宗华等人相拥搀扶下，跌跌撞撞来到接见大厅。
　　
又是一个意外的消息，胖墩墩的廖承志走过来轻声告诉大家：主席不准备讲话了……
　　
迷迷糊糊的唐闻生这时才如释重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领袖与伟人那种曾经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的宏大气度魄力和不可名状的魅力，使唐闻生受到极大的感染，在此后的五六年中，她不止一次地有幸聆听之。
　　
在当时，毛泽东高屋建瓴、天马行空的谈话实际上已经勾勒出未来中美关系的蓝图。
　　
唐闻生和当时的另外一位著名青年女士王海容深深地感受到他老人家胸中奔腾起伏着一种改变世界格局的宏伟构思……
　　
唐闻生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虽然无可挑剔，但是由于生活环境、阅历和学养等方面的原因，她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背景的掌握和熟悉稍有不足。
　　
如此，唐闻生给后来持续毛泽东作译员有时不免“卡壳”。
　　
不过，无论如何，这只是白璧微瑕，无法掩盖唐闻生那出类拔萃的译技，上述问题每位译员都在所难免。

神秘人物王海容

说起她，如今50 岁左右的人也许都不会感到陌生。谁也不会忘记，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里，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上和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毛主席身边的她。一头齐耳短发，乌黑发亮，一副学生时代戴惯了的白边眼镜，别致地装饰在小巧玲珑的鼻梁上；白净娟秀的脸颊，生动红润的双唇，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她的年轻与风度，她的显赫的身份，她的神秘，使她一时名扬海内，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她就是王海容。

“正门”进，“后门”出
王海容出身于一个知书识礼的书香门第。她的祖父王季范，是一个比较有名望的无党派知识分子，50 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后来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他对王海容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由于王季范与毛泽东的亲缘关系，使王海容得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得以“飞黄腾达”。王海容的母亲，叫肖凤林，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王海容对母亲很孝敬，后来一直跟母亲生活在一起。
王海容小时候曾有过其他的名字，“海容”这个名字，有说是她祖父给她起的，也有说是毛泽东为她改的。问她究竟如何，她笑笑说：“是的，是我爷爷给起的。”海容二字乃是取自古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由此可见，王家希望这个女儿，要胸怀四海，博学广闻。王海容于196O 年秋考人北京师范学院。王海容读的专业是俄语系，按学校的教学方向，她将来毕业后是要去当中学俄语老师的。但是，王海容毕业后，却没有当过一天老师。她人学时没有走“后门”，毕业分配时却走了个大“后门”。
王海容考人北京师范学院后，一开始就另有一番抱负。她并不满足于老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这些知识口她涉猎很广，除了她的专业外，她对哲学、文学、数学，甚至军事，都有浓厚的兴趣。即使是语言，除了俄语外，她英语、法语、德语，也都拼命地学习。这为她后来“跳龙门”进人外交部工作，打下了较好的语言基础。
毕业以后，绝大多数的同学分配到中小学当老师去了，王海容则青云直上，这就使得她的同龄人更没有勇气敢于攀附她这个高枝了。这也许是造成王海容至今仍是单身的原因之一。

外交部之王
1965 年11 月，王海容进修学习结束后，由周恩来总理指示，安排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开始，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部长与总理的文电收发，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秘工作。
从职务上看，她因为刚从学校毕业，刚刚参加工作，充其量也只能是个级别最低的秘书而已。然而，由于她的特殊身份，由于她的特殊背景，还有德高望重的周恩来总理的特殊关照，她在外交部上上下下都有着特殊的“份量”。
王海容到外交部之后，的确春风得意。从她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接连荣升了好几级。那时候，有“坐直升飞机上来”之说，她虽然不是直上青云，但却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蹦跳而上的。
请看：1965 年11 月，她作为外语学院的毕业生，跻身外交部办公厅工作，按一般的情况，那顶多也只是个科级秘书而已。其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轰轰烈烈”搞了三四年。这期间，她出人中南海，活跃于毛主席身边，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位，但其“活动的权力”则等同于高级干部一般。到了1970 年夏天，由周恩来直接提名，说是因为工作需要，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 “负责人”不是什么职衔，虽然权力在握，毕竟比较虚浮。时过半年，到了1971 年7 月，王海容被正式任命为礼宾司的副司长。第二年，1972 年，接着又一道任命下来，王海容被提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再过一年多一点，王海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了。此后，她在这个岗位上一干便是4 年多，直到她失势倒运。
销声匿迹的六年
1976 年9 月9 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了！这一天，王海容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一样，伏倒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痛哭不已。一个时代结束了，王海容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同年10 月，“四人帮”倒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中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被宣布隔离审查。王海容也由于她的特殊关系，被宣布停职，并在外交部接受审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交代，她说清楚了自己的问题。1978 年12 月底起，她的工作关系从外交部撤销了，移交到中共中ＹＡＮＧ组织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工作，中央又决定，让王海容到中央党校进修学习，按照中央党校的教程安排，每期学员的进修学习时间为半年或1 年。但是，王海容却在中央党校整整呆了3 年。这3 年学习结束后，她又回到中组部等待分配，一挂又是3 年。
1984 年，王海容终于结束了漂泊无涯的“等待分配”，被重新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副主任。参事室是国务院的一直属局，从职务上看，当然要比她原来的外交部副部长低些，但级别上仍保留她的副部长级待遇。
自从她来到参事室工作之后，由于单位不大，人不多，她不但和室的几位领导朝夕相处，平时跟一般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在一起交谈说笑。这样一来，原来围绕在她身上的那神秘的光环消失了，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

普通“高千”
王海容曾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对周总理每事躬亲的工作风范耳濡月染，深受熏陶。到参事室工作后，她把周总理的工作作风也带了过来。她的职务是参事室副主任，但级别还是她原来的副部长级，可谓“高干”了。但她对分管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爱亲自过问，还爱亲自动手，因此，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半开玩笑地说：海容跟一个行政处处长差不多。有次，参事室要安排几位参事与一位来华访问的美籍华人女士座谈。事前，她组织工作人员将会议室、休息室等一应场所打扫干净，布置齐备。有关同志受命后立即行动，将有关场所里里外外清扫了一遍。王海容还不放心，她亲自来到会议室、休息室各处作了检查，桌椅沙发摆设得还算可以。末了，她又走进了洗手间，检查里面的卫生。她发现抽水马桶还有点点黄斑，嫌没有擦干净，就随手拿起抹布亲自动手擦洗起来。她干得一丝不苟，毫不以为丢面子，倒是让跟着进来的工作人员脸红了。
王海容性格坦率，心直口快，还带点儿湖南妹子的“辣味儿”。如今，她虽然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但本性难改，她性子急，办事情总爱雷厉风行，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要求工作人员也做到办事迅速、准确。你要在她手下工作，总会有被动受催的感觉。在工作中，倘有谁误了事情，或出了差错，又不幸碰上她心绪不佳或正在着急上火的时候，那你可得小心点，准备着“挨”训斥吧，并且最好不要争辩，否则将是火上加油，要是没摸透她的脾气，受她训斥可真是不太好受的。当然，这种“雷鸣电闪”的时候并不多见，而且往往是“闪电”刚过，很快也就“多云转晴”了。诚然，一般的情况下，她还是比较宽松的。看到你捅了“漏子”，或是出了毛病，她总是眨着眼镜片后的那双颇为严厉的眼睛，望定了你，连珠炮似的扫你一通：“你是怎么搞的？你的脑瓜子又犯糊涂了？”但说完之后，嘴巴却是微笑的。

随身的财富
王海容跟周围的工作人员，相处得比较融洽，平时，大家在一起，开开玩笑，聊聊天，她也有一份。有时，大家对时下的物价上涨问题议论颇多，她也同样会发几句牢骚。说到兴头上，她还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哎，你们给我参谋参谋，看我怎样才能发点小财，脱贫致富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半开玩笑地“怂恿”她，说：“晦！你呀，想发财还不容易？你认识那么多人，凭过去的老关系，弄个批文什么的，还能不富？”王海容立即沉下脸来，说：“不义之财，我饿死也不要！”旁边的人又立即“开导”她说：“要不，你就写回忆录，你如今具有大大的新闻价值，就凭你的那些经历写个几十万字，最好拿到国外去发表，起码也能挣它个几千几万的稿费花花。”王海容听罢，故作姿态地说：“那倒也是啊！要得，要得！"
然而，这毕竟是玩笑话，王海容一直没有被这“儿千几万的稿费”动过心。据说，迄今为止，已有数十家报刊找她约稿，海外有些出版社还许以高稿酬，请她写回忆录，她都婉拒了。
然而，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王海容对于她所拥有的这笔“财富”，一直深藏不露，从来不肯向外界披露。她把这些默默地锁闭在她的心里，凝结在她的记忆之中．至今还没有读到过她写的有关往事的片言只字。和她经历过相同或相似命运的人，都纷纷在写在发表，如章含之写了，发表了，唐闻生也写了，发表了，连毛泽东的生活秘书，那个当年曾是列车乘务员的张玉凤也写了，发表了，但是她却硬是不写。是回忆的链条断裂了没有接通？还是思考的果实还没成熟？是不愿将心中的隐忍披露于世？还是觉得为时尚早，时机未到？所有这些，我们外人都不得而知。

依然独身
王海容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了，但她至今没有结婚。对此，许多人都大惑不解，见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免不了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不结婚？" “她还想结婚吗？" “恐怕过得很凄凉吧……”
据细心的同事观察和分析，她之所以没有结婚，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大学期间，她年龄尚小，虽然也是谈情说爱的时期了，但她的身世，她那时的心境，她能看得上谁呢？自从’‘白马王子”求爱受挫之后，几乎所有的男生对她更是敬而远之，不敢生发“恋爱”二字；在她风华正茂之时，她正春风得意，处子同龄人难以达到的事业高峰，尽管她并非就是那种“眼睛长到脑门上”的人，但也确实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而后来，她颓然从高位上跌落下来，此后便是数年之久的门庭冷落，那时她既无心思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恐怕也不敢面对向她求爱的勇士；待她重新走进社会牛活以后，白发已经悄然爬上了她的头，再说她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也决不愿意轻易委曲求全。
今日的王海容虽然没有结婚，但她并不孤独。她有着一个幸福的热闹的家庭。和她居住在一起的有她的5 个亲人：母亲肖凤林，弟弟王起华，弟媳裴震坤，侄儿王宇清，侄女王宇丹。她们的家就在中南海的旁边，住房原是过去某外国使馆的一部分。一条僻静的小巷，隔开了繁华的闹市，一座欧洲风格的雅致小楼，显得格外清静、幽雅。
王海容的母亲，年老多病。再加上历经沧桑，饱受挫折磨难，老人身心受损，脑子已不太正常，受不得一点儿的刺激。家里请了个保姆，但王海容下班之后，也少不了买菜下厨房。

反潮流英雄—— 黄帅

1973年底，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班主任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要求写出心里话。9月7日，黄帅这天的日记令她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线”。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对于黄帅来说，写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解决她和老师的矛盾，好安心学习。据黄帅后来讲，信寄出后，她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恰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信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他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这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官员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但是，风光无限的黄帅并不快乐。对于那位因她受批判的语文老师，黄帅十分内疚。“我偷偷地哭过，可只能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我这个‘英雄’可真难当啊。”黄帅后来曾托同学捎口信给老师，说对不起他。
时代造就了黄帅的大红大紫，而质疑“反潮流英雄”黄帅的人也被时代改变了命运。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几位年轻人不赞成对这小学生日记的宣传，并以王亚卓的署名，合写一封信给黄帅，指出她的“矛头错了”。结果这四人在“四人帮”派遣的工作组主持下，被遣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改造。
和当时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样，十二岁的“反潮流英雄”黄帅不过是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树立的“造反榜样”，是政治运动的工具，也是社会畸形的产物。“四人帮”把他们捧上了天，但随着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黄帅也从高潮跌入谷底。当时才十六岁黄帅被认为是“四人帮”的“小爪牙”，甚至有人往她身上吐口水、丢砖头。她的父亲被逮捕，同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九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1979年，黄帅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却未能顺利被录取。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知道后作出了批示，“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这样，黄帅才得以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

交白卷的张铁生

张铁生，1950年生，辽宁兴城人。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曾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1973年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时，因解答不了试题而在空白试卷的背面写了一封 “信”，被树为“反潮流”的“英雄”。同年入辽宁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任中共铁岭农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院党委副书记。同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10月后被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1年10月刑满获释，和另外三人创办了饲料公司，目前他所在的公司净资产过亿元，是拥有17家子公司的大集团。张铁生任集团公司商政总监外，还兼任监事会主席。
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
同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他，以示笼络。1975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
从此，红得发紫的张铁生开始频繁参加社会活动，成了绑在“四人帮”战车上的一名打手……
“四人帮”被粉碎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冰消雪融。
1983年3月23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3月25日，该法院判处张铁生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张铁生在辽宁省凌源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刑期。1991年10月，张铁生出狱。而当时光流转到2003年时，张突然又成了公众视线中的新闻人物。
这就缘于知音出版集团报属《打工》杂志刊载的《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这篇文章。由该杂志记者程龙华撰写的文章刊出以后，全国各地的报刊网络纷纷转载，这篇文章的最大卖点就是“张铁生成为千万富翁”，但张铁生说，这和事实不符，自己事实上并不是千万富翁，“这个千万富翁是记者程龙华自己算出来的”。并向法院提起了起诉。沈阳市沈河区法院已于2003年12月22日受理此案。
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文化部原部长于会泳


于会泳，1926年生，，山东省威海乳山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高小毕业后在本乡小学任教。1946年参加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在文艺团几年里，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并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1949年8月，被选送到上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9月，因学习成绩优异留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任创作组组长。1952年11月调任该校民族音乐研究室民乐系研究员兼教员。1956年9月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教研组组长，1962年9月任音乐理论系副主任。此期间，在专门研究民族音乐的同时，对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曲及西方古乐曲也一一涉猎，先后发表了《山东大鼓》《胶东民间歌曲选》《陕北榆林小曲》《单弦牌子曲分析》等音乐著作，创作了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闯将令》。撰写的《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和《关于辨别调式问题》的论文，提出调高沿用西洋音名命名，调式以传统的宫商角徵羽命名，并提出了“主宰音程关系”的新概念，引起音乐理论界的重视，被普遍采用。撰写的《民间曲调研究》《腔词关系研究》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的指定必修教材。先后发表了《女社员之歌》《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党的恩情长又长》《非洲在怒吼》等多首歌曲。1965年起，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以全部精力投入《海港》《智取威虎山》两个剧目的唱腔设计，把传统京剧唱腔同西洋乐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设计的唱段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开拓和突破。后又参加了《杜鹃山》《平原作战》《龙江颂》等京剧的音乐创作。“文化大革命”中因多次发表激进文章，受到江青等人赏识。1969年4月，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同时调国务院文化小组工作。1975年1月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1976年10月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1977年8月31日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杀。1983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悲剧才子——于会泳
说于会泳是中国戏曲音乐界的大才子，真正肯说实话的人恐怕都能承认。
　　
同样，说于会泳是毛泽东、江青安文革时期安插在文化艺术界中的“第一大棍子”，大概也是板上钉钉，是事实。
　　
他是艺术家介入政治浊流从而走向覆灭的一个典型的悲情人物。
　　
他的才华是事实，他的悲剧是罪有应得。
　　
作为文革时期的江青文化艺术界心腹、中央委员、文化部长，特定的悲剧历史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于会泳是山东省乳山县人，生于1920年，死于1977年。
　　
1946年9月，在乳山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小伙子于会泳受当时革命潮流影响，瞒着母亲约了两个伙伴，从家中偷跑了出来，整整步行了3天后，赶到莱阳县的胶东文工团驻地，加入了革命文艺队伍。那时候中共和国民党内战正烈，双方经常展开拉锯战，形势十分危险，因此队伍经常处于颠沛流动中。在1947年9月间，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共前敌指挥部决定：为了战略行动，给每个团员都分发了一大包东西。
　　
于会泳是个很孝顺的人，这一点即便是在自己后来得志之时也还保留着这种本色。当他拿到这包东西后，不禁想到了远在家乡孤苦的母亲。因为分发的东西不便于行军携带，于会泳所在的那个小队决定：找个僻静干燥的地方，各人分头将自己的东西暂时埋藏起来，以便将来寻找。就在即将把这包东西埋入坑内的时候，于会泳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写上了自己老家的地址，又取出一张纸，按当时瓦解蒋军的标语口号中惯用的称呼写下了一张纸条：
　　

“蒋军兄弟：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
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

　　
不凑巧的是，这张字条被指导员发现并没收了。因为当时战事紧张，指导员没有吭声。
　　
但是，到了12月胶东战役胜利结束后，于会泳所写的那张字条就被送到了胶东文化协会领导面前。因此，于会泳的字条作为“是对敌人的仁慈幻想，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结论，受到了严肃的批评。于会泳接受批评的态度是诚恳、认真的，而且后来表现的也比较好，逐渐重新赢得了文工团同事、领导的谅解。
　　
转眼到了1949年6月份，胶东文工团决定保送于会泳和另外一名小提琴演奏员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进修。但是，尽管如此，他写的那张字条，仍然被留在他的档案袋里，由山东送到上海，这始终成为他难以清除的心病。进入正规艺术院校的于会泳痴心迷恋于华夏民族音乐的海洋中，学习上的刻苦钻研和才能逐渐显现，因而毕业后被留校任教。在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上，于会泳可以称之为出类拔萃，而其发表出版于1963年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专著，更是奠定了其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沉迷于音乐研究中的于会泳当时也想不到自己也会成为一个中国文化艺术界特定阶段中的一个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起因在于他参加后来成为“八个样板戏”之一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创作。
　　
人所共知，样板戏是毛夫人江青起家、渗入中国政坛的重要资本之一，《智取威虎山》就是她开始相中的“样板”。江青的垂青使于会泳逐渐得到了重视，而深晓江青之意的张春桥等人自然也对于会泳高看一眼。1969年1月初，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楼上208室，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及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的头头，在拟定参加“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单时，为了讨好江青，整理“九大”代表材料时，特地隐瞒了于会泳那张小字条的情况，然后上报中央，从而使他顺利的当上了代表，参加中共“九大”会议。人要走运一是要有机会，更重要的是善于把握机会，应该说在这方面，外表木讷、不善言谈的于会泳还是非常敏锐的。“九大”期间，《智取威虎山》一剧作为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演出就要开始时，帷幕中间忽然拉开了一条缝隙，于会泳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他一反平常拙于辞令的常态，在开场白中肉麻地吹捧江青“……总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
　　
江青自然需要“谦逊”一番，闻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装腔作势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在这种公众场合，“伟大的旗手”江青对于会泳所表现出来的亲昵，自然使于会泳更为得意，他似乎是知道了自己的成功。因此，当“九大”结束、于会泳从北京载誉归来到上海作报告时，一些“造反派”竟设计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欢迎仪式”：他们让原校党委书记钟望阳在校门口跪迎于会泳，当于会泳下汽车时，他们又在钟望阳头上搁上“高升”炮仗，然后点燃，以示庆贺。
　　
造反派的手段是卑鄙下流的，而此时的于会泳已非昔日，竟然能够心安理得的接受了这一切。可见此时的于会泳，从心态和处世为人态度上，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于会泳了。
　　
权力对人灵魂的腐蚀是最可怕、最有效的。
　　
易牙可以割肉，吴起可以杀妻，古往今来，展现出来的都是一幅幅血腥图。
　　
从此开始，即1969年以后一个时期，深受伟大舵手妻子宠爱的于会泳自然成了无可怀疑的“正确文艺路线代表”，从而也导致上海音乐学院几乎成了人间地狱。那时候反对于会泳，就是反对样板戏，反对样板戏就是反对江青，而反对江青的最终结果就是反……算了，这个人不说都知道！
　　
据文革后资料统计，此时上海音乐学院受迫害、冲击的师生达100多人，先后有3人被逼疯，一度精神失常的有4人，两人被关押入狱。
　　
于会泳自此平步青云，在1973年8月“十大”会上，他又顺利地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走上了一个作曲家所能攀援上去的权力顶峰。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影片《创业》。江青审查完后很不高兴：“这是部什么东西？片子中的油田党委书记就是‘走资派’余秋里！歌颂他？还有，给石油工人送《矛盾论》、《实践论》的是谁你知道吗？是刘少奇！你们是不是要为他翻案？”最后她又说，“回去后他们文化部先讨论一下，这片子还有什么问题，叫他们赶快修改。你们也要好好检查一下！”
　　
于会泳听后心惊胆颤，急忙起草了一份书面检查，并经文化部核心组讨论，对《创业》作出了“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台电台停止转播”等决定。然而，仅过了半年，因《创业》作者张天民写信、委托有权利的北京的干部子弟转呈邓小平，最后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前。为了平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聪明的毛泽东于7月25日专门就《创业》作了重要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让江青感到了没面子，于是，江青和张春桥又把于会泳叫了去。江青愤然地说：“张天民告我的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张春桥也阴笃笃地说：“看来文化部就这事需要向主席作检讨，检讨中牵涉面不要大，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主席的用字是很严谨的，此片无大错，错还是有的嘛。”
　　
于会泳明白，此时自己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了”。但出于对江青的感恩，他也心甘情愿的来做这面“挡箭牌”，因此，他在硬着头皮给毛泽东的检讨中，将“十条意见”全揽在了自己身上，并在文化部机关传达毛泽东有关《创业》批示时，向公众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这时的于会泳在江青面前已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而在公众面前，他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主子。
　　
客观的说，于会泳还是爱才的。但他所爱的才，必须是能够和自己站在一条线上的人，最起码是不反对自己的人。譬如说他对北京京剧团的才子作家汪曾祺就相当关照，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的话。这一点汪曾祺也承认过。当然，他并不是于会泳“线上”的人，至于当时的名诗人张永枚、浩然等，他都是很看重的。然而，对其不恭是绝然不可以的。天津歌舞团作曲家施光南当时虽然在社会上名声还不大，但在音乐界的才华是人所共知的。同样作为音乐家出身的于会泳，当然知道、了解施光南。大约是“同行相嫉”之故，于会泳曾经对施光南的某一部作品提出了“非议”，说在旋律运用上有某些方面的毛病。施光南恃才傲物，很有些书生气，不肯买帐，竟然直接引用于会泳的某个作品的旋律结构特点，论证了自己的正确，还来了句“许他那样用，我用就不可以了？”
　　
于会泳当然不会不知道施光南的态度，那时候巴结于部长的人多多，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当时似乎是没说什么，但是，老毛的亲戚、嫡系、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的王曼恬曾数次斥责施光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能不说有于会泳“背后文章”的嫌疑，否则的话，王曼恬怎么会知道此事。艺术上的争执无所谓对错，当后来施光南参与完某部戏的音乐唱腔及配器设计后，于会泳来看戏审查时，露出了内心中的令人不快之处：尽管很含蓄，但实际上是竭力贬低这部戏的音乐和唱腔设计，搞得大伙很不明白，施光南涨红着脸什么都没有说。
　　
忿然的施光南终于忍不住，在一次私下聊天中，道出了于会泳“挟此报复一下”的真情。这可以看出，于的心胸还是比较狭窄的，容不得丝毫的犯颜。
　　
但是，即便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从来也没有否认过于会泳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上的造诣和成就。但就艺术创作而言，施光南对于会泳还是钦佩的。
　　
然而，于会泳万万没有想到：江青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随着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他也随之被隔离审查。
　　
在被隔离审查的半年多时间里，于会泳在里头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当时对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似乎是这时候才开始重视了自己本来是个“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这从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时，对妻子说的安慰话就能看出来：“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然而，仅隔一天，华国锋在“十一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将于会泳的侥幸心理击了个粉碎：直接在党的政治报告中点了他的名！
　　
对于会泳来说，这无疑是政治上的终生判决，他顿时心灰意冷，知道自己这下子是彻底完了！8月28日，于会泳在去屋外散步时，发现了朝向院子的厕所窗边有一瓶来苏水，那是清洁工人用它涮洗完便池尿碱后遗留在那里的。趁着管理人员不注意，他把它挪到了从厕所伸手可及的位置上。晚上6点半钟，在隔壁房间的看管人员见于会泳在写东西，以为他在写材料，并未在意，殊不知他在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遗书：
“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后又将‘一死’涂改成了‘长期’)才能赎罪……
　　
“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改换……”
　　
8点左右，于会泳将160毫升左右的“来苏水”，仰头灌入了自己的口中，结束了自己“辉煌”、凄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