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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946年)，教育家。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陶行知个人简介
姓名：陶行知
原名：陶文睿
乳名：和尚
出生日期：1891年10月18日（农历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
病逝日期：1946年7月25日
籍贯地：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
家人：父，陶位朝；母，曹翠仂；妹，陶文之；妻，汪纯宜，汪病逝后又娶妻吴树琴；长子，陶宏生；次子，陶晓光；三子，陶刚


陶行知教育思想简介
1． 陶行知与育才学校
●“手脑相长歌”
所谓手脑相长，即手脑并用、手脑皆强。
 
陶行知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呢？
旧中国漫长的历史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由此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从教育方面说就要培养手脑并用、手脑双敲的人。要劳力者劳心，劳心者劳力，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最根本的问题。
   
●育才学校
“人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陶行知
陶行知这句话正是他为人类、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宣言。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创办的成绩最大的学校，学生主要是保育院的难童，对学生不收学费和生活费，因而经费非常困难。有人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陶先生说“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这是对学生的爱，对学校的爱，对教育事业的爱，对劳动人民的爱，对中华民族的爱。
陶先生有四个字“爱满天下”。不仅爱人类，而且爱生物，反对把生物弄死来做标本，把生物学变成死物学，这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推广这样的爱，可以教导人们不再互相残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1946年对陶行知的评价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 毛泽东
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客。  —— 周恩来
万世师表。  —— 宋庆龄
当今一圣人。  —— 董必武
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    —— 郭沫若
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    —— 泰戈尔
   
2、学习陶行知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有最高的道德修养，他有最高的理想，他批判的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了一整套教育理论，并且以最大的魄力付诸实践，取得了很大很大的成绩。他的品德、修养和理论都值得学习和继承。
   
●陶行知是坚强的民主战士
抗日战争结束后，广大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陶行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委员，他为争取民主和平，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著名民主人士、学者李公朴（育才学校副校长）和诗人闻一多被蒋介石枪杀。有消息说陶行知已被列入暗杀名单，陶说：“我等着第三枪”，结果因疲劳忧愤而死。（在这之前的1936——1938年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之托，周游26个国家，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宣传各种抗日主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陶行知是诗人
陶行知创作的诗歌的特点是大众化。他的诗是为广大群众而写，他说要老妈（没有文化的老人）听得懂才能称及格。他的诗有许多都谱成歌曲，如锄头舞歌、镰刀舞歌、手脑相长歌。
●生活教育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就是指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教育
1、是健康的生活就是健康的教育，是不健康的生活就是不健康的教育。
2、是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是不劳动的生活就是不劳动的教育。
3、是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是不科学的生活就是不科学的教育。
4、是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
5、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

郭秉文
郭秉文(1879年-1969年)，字鸿声。教育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先驱。原籍江苏江浦（今南京浦口），生于江苏青浦（今上海青浦）。
郭秉文生平
1896年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后赴美留学，1911年获乌斯特大学理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1914年著“中国教育沿革史”，为中国教育制度史的开山之作，以此博士论文获教育学哲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会长，并兼任会刊主编。1915年回国，应江谦之聘，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代校长，1919年正式出任校长，1921年南京高师改建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仍任校长，1925年离职；在中国开创现代大学，被称为“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23年起连续三届当选世界教育会副主席兼亚洲分会主席。1925年，任中华教育促进会会长。1926年5月，与门罗（Paul Monroe）在纽约创立“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长，对中华文化交流有重大贡献。1931年受孔祥熙之邀再次回国出任国际贸易局局长，并加入银行金融界，贡献甚多。抗战爆发后，以财政部次长兼中英贸易协会主任身份赴英国争取友邦助力。1945年抗战胜利，出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1957年与恒慕义（Arthur Hummel）及曹文彦、鲍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组织华府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举办学术活动，并应邀担任“中华民国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9年8月29日在美国逝世。
一生在教育、文化、经济、外交各界奔波，亲任繁务，举重若轻，被尊为“中国哲人”。

创办现代大学
郭秉文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之后，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之聘，在美国广揽教席。1915年回国，协助江谦以两江师范学堂校舍基础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务长。1918年3月江谦病退，郭秉文任南京高师代理校长，1919年9月正式继任校长，刘伯明为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陶行知为教务长兼教育科主任。此时的南京高师，已经是南方最高学府。1920年4月提议筹建国立大学；9月联名上书教育部“拟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设南京大学，以宏造就”；12月经北洋政府国务会议正式通过并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高师成立东南大学筹备处；此后以南京高师范学校之教育、农、工、商四个专修科改归国立东南大学，1921年10月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始上课，南京高师范学校之各本科仍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办理。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郭秉文同时担任东南大学校长和南京高师校长。1922年12月，郭秉文校长呈文教育部提出，南高师与东南大学设在一处，“职员、教员两校共同延聘，校舍设备亦两校共同应用，名虽两校，实则一校”，提议南高并入东大，教育部对此未表异议；1923年7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牌撤去，南高正式并入东大。
从参与筹建南京高师，到改建东南大学，数年间主持校务，建立起“崛起于东方的现代大学”。广揽英才，其中延揽了五十位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所延教授，皆一时之选，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教育界遂有“孔雀东南飞”之说。南高东大各科部分名师有：
文理科（中文、历史、哲学、外语、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等系）：刘伯明、柳诒征、王伯沆、张士一、楼光来、梅光迪、吴宓、吴梅、顾实、王易、蒋维乔、 汤用彤、孙本文、林天兰、萧纯锦、周鲠生、朱君毅、李玛、凌冰、陈中凡、罗家伦、梁实秋、陈衡哲、任鸿隽、胡刚复、熊正理、竺可桢、孙洪芬、张子高、王琎、何鲁、熊庆来、叶企孙、段调元
教育科（教育、艺术、心理学）：陶行知、陈鹤琴、徐养秋、汪懋祖、吕凤子、李叔同、程其保、郑晓沧、孟宪承、陆志韦、廖世承
农科（生物、农艺、园艺、畜牧等系）：秉志、邹秉文、胡先骕
工科（机械、土木、电机工程）：茅以升、涂羽卿、沈祖玮
商科（普通商业、工商管理、会计、银行理财、国际运输各系）：杨杏佛、马寅初、潘序伦、李道南、沈兰清、胡明复、陈长桐、瞿季安、林振彬
体育：卢颂恩、张信孚、麦克乐
郭秉文倡行学者治校、学术自由，给教育和学术带来了活力。郭秉文参与创建的南京高师和国立东南大学，为中国科学的大本营，完成了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启蒙中国现代科学的主要团体中国科学社，依托南高、东大，展开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工作。南高、东大率先在中国实行学分制、选科制，改行教学法，开创中国现代科学研究工作，科学名世，人文卓著，称为“东方教育的中心”。郭秉文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被教育界称为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奠定了现代南京大学的基础；郭秉文被称为“中国现代大学之父”。美国洛克非勒基金会曾派专家来华调查中国各大学的科学研究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东南大学在师资力量、科研水平等方面具有坚实的基础，遂捐赠建造一座当时一流的科学馆，首开中国国立大学接受国外基金资助的先例。南高东大声誉鹊起，蜚声世界，为国际教育界所重。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国首席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被推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主席兼亚洲地区主席，之后连任两届。
郭秉文创办现代大学，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高、东大师生中造就出许多著名教育家，成为杰出大学校长的摇篮。中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大学，多曾由南高东大校友掌校，著名的大学校长有如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国立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国立河海工科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国立重庆大学校长何鲁，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国立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圣约翰大学校长涂羽卿，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清华大学校长叶企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严济慈。郭秉文现代大学的办学思想和南高东大的校制校风，因而成为开创发展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营养源泉。
国立东南大学实行现代教育和学术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先驱；与此同时，在郭秉文、陶行知的倡导和支持下，南高与东大附属学校推动基础教育现代化，从而促成了中国整个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其中，有教育科俞子夷主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推行新教育，试行设计教学法；有廖世承主持附属中学，试行现代中学教学法，开创中国“六三三制”中小学学制。此外，尚有教育科陈鹤琴主持“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鼓楼幼稚园；鼓楼幼稚园为中国最早的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其创设的教学体系后来在全国推广，开创发展了中国的幼稚教育事业。在郭秉文的执掌下，南高、东大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系统试验革新，酝酿了壬戌学制，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基础。

告别东大
1924年，就在郭秉文和国立东南大学在教育界正如日中天之时，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有意染指东南大学校长一职，和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人士指称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吴佩孚”，属于“直系人物”，一番运动后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授意北洋政府于1925年1月6日突然免去郭秉文校长职务。消息传出，师生震怒，以集体退学力争，展开护长运动。2月中旬，汪精卫在《民国日报》刊登答复东大学生的公开信，争论一番亦无结果。郭秉文深知政治险恶，深怕学生受到伤害而悄然离校，当月挂冠而去，先是赴美考察教育，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接著就到英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郭秉文的去职，标志著一个时代的结束。东大易长争端，实则是“学者治校”、“学术自由”和“党化教育”在中国的抗争之始，随著国民党控制时局能力的增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终以党派势力渗透进入学术教育界和“党化教育”的推行为结局；从此中国进入党化教育锢制学术教育界的时代，并且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国立东南大学由此自1925年起进入动荡时期，东大学潮与易长风波历时长达三年之久。1927年8月东南大学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更名为江苏大学，因师生反对要求更名为“南京大学”而于1928年5月定名中央大学，直至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才逐步恢复元气；及至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直至1970年代末，又历败落动荡三十年。郭秉文在中国创办现代大学的影响，延续久远。

郭秉文办学思想
倡行学者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
主张大学自治，办学独立，学校为教育和学术的神圣殿堂，应独立于党派，不应与任何党派发生纠葛。“学校是教育、学术性机构，是培养人才、振兴科学之地。非学者不能担当此重任”，“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
倡行学者治校
南京高师1915年成立伊始，江谦任校长，郭秉文任教务长，即采民主治校体制，因学校规模较小，行政组织采合议与分任制，学校重大事项由校务会议讨论决定。1918年郭秉文任代理校长后，发展民主治校体制，校务实行责任制与评议制并行，即一方面确立校长总理一切校务之责，一方面规定凡学校大政方针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议决。校务会议相当于学校的立法机构，所作决议经由校长批准后即由学校行政部门付诸实施。同时，成立各种常设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将学校的各种事务交由教职员自行办理。经过完善，逐步形成了校董会制、校长制与“三会制”并存的学校治理模式，即校董会决定学校大政方针，校长总事校务，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各司其职，评议会议处学校重大事宜，教授会议处全校教学、研究及学科建设事宜，行政委员会统辖学校行政事宜。
提倡学术自由
政治思潮来说，当时学校所在的南京，共产党被当局视为异端赤党，国民党亦处于地下状态，南高、东大却包容著持有各种主张的师生，三民主义、国粹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等种思潮，汇于一堂，成为自由思想的堡垒。
提出“自动主义”，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治素养。自动主义，对在校学生而言，指学习上的自学和自力研究，生活上的自立、自理，各种学术、文化、体育活动上的自行组织和主办。“自动主义”的薰陶也培养了学生自治、民主的现代共和国民素养。为推动“自动主义”的实行，学校评议会中专门设立了学生自治委员会，先后聘请深受学生敬仰的刘伯明教授、陶行知教授为主任委员，指导学生自治会的工作。
实行“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
（一）通才与专才的平衡，
（二）人文与科学的平衡，
（三）师资与设备的平衡，
（四）国内与国际的平衡。
实施“三育并举”：
训育，
智育，
体育。
办学上实行学术与事功平衡。尝言：“不发扬民族精神，无以救亡图存；非振兴科学，不足以安邦立国”。鼓励实验研究，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注重农工商各科专业教育，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郭秉文认为大学应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设立多种学科；同时本科注重通才教育，不忽视应用；专科注意专才教育，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实行教育与研究平衡，教学和科研融合。
注重师资，延揽一流教授。“寓师资于大学 ”；广求智识于世界。
注重选材，提出“严格甄审，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入学考试兼采心理测验。
平衡专业教育和自由教育。在学制上，改行选科制和学分制以利学生志趣和才智的发挥。
注重品格修养，主张以德为本，勉励养成崇高、恬静、雄毅的“国士风范”，如刘伯明所言，“士以气识为先，独宜秉持士林气节，保持朴茂学风”。南高、东大尤重气节士节教育，学校教授也大都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重士人气节，一个是重学育人。学校树立起朴厚的学风，南高、东大教授，于自身则勤学潜修，精益求精；于学生则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东大改为中大，中大改名南大，依旧是这种校风。中央大学时期，“中大的教授团，一如中大的校风 —— 朴实而有光辉”，“他们平均起来说，不像其他学校教授在社会上有赫赫之名，他们也从不不安于位的满天飞。他们从不今天北上，举行一个表演性的讲学；明天南下，发表一个政治性的谈话。有时主张科学救国，有时又要民主兴邦，什么都做，就是不肯安静下来教学生读书。中大教授们只知道守住自己的岗位，每天带著智慧的微笑，默默的传道授业解惑，散发师道的尊严与光辉”。
主张发扬中国本土文化，同时吸取西方的进步科学文化，融会中西。文科教育须弘扬民族文化，坚定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学校将国文列为全校必修，务使学子明白祖国的历史与全貌，明白民族文化的精髓，明白当今之危难与自己的责任。在那个国家积弱、民族自卑氾滥、“西化”之说甚嚣尘上的时代，南高、东大之学衡，以中国现代人文主义先驱刘伯明和国学大师柳诒征两大精神支柱为领袖，成为固守中国文化的大本营，亦为现代新儒家之滥觞。然而，南高、东大亦不盲目排外，一方面发掘中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引进科学新知识，以图中国文化的充实与发展。学校众多日后成为著名自然科学家者，亦常感念母校的人文教育是他们赖以成长的良好条件。
秉持“平和协进”的理念。郭秉文认为，为人为事，最终本于“和”“平”二字，平乃能和，和乃能进，“平”为治学的座右铭，“平”亦办学治事之方针。

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蔡元培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国家的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他对学术研究的主张。
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又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想潮流。蔡元培提倡民权与女权，鼓吹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蔡元培一生凡三娶。1889年3月与元配王昭（仲明）结婚。1900年，王夫人病逝，翌年续娶黄世振（仲玉）。1921年1月，黄夫人病逝。1923年7月，续娶周峻（养浩）。周夫人于1975年8月病逝。他们共有五子：阿根、无忌、柏龄、怀新、英多；二女：威廉、睟盎。

蔡元培生平
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1890年中进士，1894年授翰林院编修。留心新学，同情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后，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可希望”，断然离开翰林院南下，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1902年，在上海与章炳麟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并担任会长。同年秋又创立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
1904年，与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密谋武装起义。次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提出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摹仿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而辞职，旅居德、法，从事教育、哲学和美学研究。1915年与李石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次年与吴玉章等组织华法教育会。
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着手改革北京大学。改革北大领导体制和学科、学制设置，创办科研机构，倡导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大量引进新人物，不拘一格招聘众家。北京大学很快即开学术研究、思想自由之风气。蔡元培还支持日益兴盛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倡导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潮。他的努力终使北大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劳工神圣，在全国大学中，第一次招收女学生。
赴任前，蔡元培的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如赴任有碍名望。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慨然领命。
由于延聘和支持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任教讲学，使北大不仅成为全国学术研究中心，而且成为新文化运动摇篮。五四运动中同情学生爱国斗争。1923年1月被迫辞职出走欧洲。
1926年2月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工作。
1927年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并开始推行党化教育。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奔走呼号，倡导抗日。 11月27日和萧友梅博士于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即现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最早建立的高等音乐院校。
1928年于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中国第一所美术综合院校国立艺术院（即现中国美术学院），为全国美术最高学府。
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特务统治，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抗日活动，拥护国共合作。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
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卜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墓。其著作辑有《蔡元培选集》。

任校长时实行的办北京大学的方针：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张伯苓
张伯苓，名寿春，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
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5 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他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进步师生。
     
“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6月，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曾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张伯苓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58年前，著名文学艺术家老舍、曹禺就说过：“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蒋梦麟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教育家。浙江余姚人。1903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次年中秀才。1909年2月，赴美进加州大学农学院学习，后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1917年6月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创办《新教育》月刊。1923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27年8月至1930年7月，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还先后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对本校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实为一大奇迹。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位“功狗”执政北大，是如此办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愿承担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正应了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所以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1964年病逝于台北。
   
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漫长岁月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办学经费严重短缺。在解决经费问题的过程中，蒋梦麟虽然尽力而为，但有时还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1923年，北京“八校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同仁生计困绝无法维持，学校本身尤岌岌不可终日。”因此，八校教职员全体大会于同年11月9日议决：“必须10日拿到30万元，不然就关门。”情况十分紧急，八校校长团表示：“愿负责于17日以前办到30万元，请教职员仍行维持。”但到了11月17日，30万元经费仍未筹齐。于是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又议决：“非满30万元仍须执行关门之议决案”。11月20日，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讨论执行联席会议议决案的问题。蒋梦麟在会上就筹划经费的情况作了报告。他说：“数月来筹划八校经费，异常困难……到了上星期六中午，12万元已由银行取到。其他财政部所发之12万1千元（五成五），准于本日可取之支票，亦由财政部取到。虽去30万元之数尚有短少，但以八校实际应得之数计之，只差一成五（30万元乃全京师教育费）。在我已精疲力竭，唯有希望八校教职员体谅一点，得以维持下去……我们已苦苦维持了九、十个月，一旦停废，实有所不忍。今日本校教职员开大会议决关门事件，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表明了蒋梦麟把北大维持下去，勇挑重担的坚定态度。蒋梦麟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北大的教职员。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北大在困境中继续前进。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时，北京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学生牺牲数人。蒋梦麟为此悲愤填膺。3月24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由蒋梦麟主祭。蒋梦麟在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蒋梦麟说到这里“汪然泪下”。接着，蒋梦麟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蒋梦麟“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3月26日，校长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经常为校内外发生的事情所困扰。他感叹道：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蒋梦麟的这些感慨，是他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心理写照。
   
正式就任 保持民族气节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北大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蒋梦麟除了忙于校内的改革和整顿工作外，还要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日本侵略者的骚扰。
   
1931看“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放弃抵抗，撤出沈阳。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河北省北部地区，成立了伪“自治政府”，并鼓吹在华北推行“自治”。北大教授在这紧急关头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华北的所谓“自治运动”。
   
某日下午，日军胁迫蒋梦麟去“会谈”，蒋梦麟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正义在胸，毅然独身前往。面对侵略者的淫威，蒋梦麟毫不妥协，经过一番紧张的较量，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在暮色苍茫中平安地回到了北大。第二天，国民党在华北的领导人宋哲元派了一位军官来劝蒋梦麟离开北平。但蒋梦麟继续留在北大，同广大师生一起机智地与日军周旋，在一段时间里，使北大免遭日军的侵扰，暂时稳定了教学秩序。
创办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在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来主持校务。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敌机轰炸长沙，时局十分紧张。蒋梦麟到汉口向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建议，把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1938年2月，搬迁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完成，蒋梦麟从长沙飞到香港，然后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从海防搭火车到河内，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经过崇山峻岭到达昆明。蒋梦麟到昆明后，立即投入新校址的筹建工作。
   
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务，仍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来主持。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总共历时9年。三校学生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里患难与共，团结合作，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写就了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曾回忆道：“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由此可见，蒋梦麟为临大和联大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一份辛劳。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梦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蒋梦麟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大部分写于“五四”前后。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批判封建主义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平民主义教育。由于后来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减少了。但他在教育实践中却坚持贯彻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在北大任职期间更是谨记在心，遵照执行。他晚年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教育家，历史学家。字志希，笔名毅，祖籍绍兴柯桥镇江头人，生于江西进贤。父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家伦幼年就受其父影响，习读文史。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惟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在胡适影响下，刊物改良主色彩日浓，并写了不少文章，否定新文化运动，悔恨参与其事。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在四大国五名校研读七年，专治历史与哲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及附中。稍后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战地政务委员兼教务处长，曾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代教育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1928年，任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1928年8月，清华学校更名清华大学，出任首任校长，期间整顿教育，裁并冗员，精简机构，罗致优师，扩建设施，卓有成效。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他长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被迫辞职。
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等职。1932年8月，出任以原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组建的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校长，广揽名师，兴办学科，兴建校舍，延南高东大时期之校风提出“诚、朴、雄、伟”的学风，把“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设为中大的使命；此后虽历经抗战西迁重庆，中央大学仍蓬勃发展，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经费曾一度相当于其他四所中国名校的总和，全国名校联考三分之二的学生以该校为第一志愿。在执掌中央大学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监察院首任新疆监察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5月，先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议代表、首任驻印度大使兼世界各国驻印使节团团长，两年后回台湾。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
1949年到台，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党史编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笔会会长、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 1969年12月25日在台北逝世。　
主要著作有《新民族观》、《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科学与玄学》、《逝者如斯集》、《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疾风》、《耕云集》、《心影邀游踪集》、《中华民国开国50年文献》、《革命文献》、《国事百年诞辰纪念丛书》等。

竺可桢

竺可桢(1890.3.7—1974.2.7)
字藕舫，浙江绍兴市人。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建国前他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1949年奉命北上筹建中国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62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呕心呖血，他不愧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竺可桢于1890年出生在东关镇一个普通家庭里。他的大哥是一位从事语文教学的秀才。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学习十分勤苦。中学阶段，读书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后到唐山路矿学堂读书。由于他学习努力，成绩卓著，五次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19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哈佛大学求实崇新、自由探讨的学风，给他深刻影响。1918年他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8岁。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了祖国，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他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次年，学校改称东南大学，在竺可桢主持下，建立了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并新任系主任。这是我国高校建立地学系之始。1927年学校又改名中央大学。在此期间，他一面担任地理系主任，主持日常行政工作；一面教授地学通论。气候学，气象学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研究及教育人才。张宝堃、吕炯、黄厦千、沈孝凰、胡焕庸等，都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优秀学者。他还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做了大量宣传工作。
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筹建校南农场气象测候所。1922年他主持购买了各种仪器设备，定期观测温度、湿度、气压、雨量、日照等项目。逐月发行南京气候报告。这是我国自建和创办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
1927年北伐胜利，政府筹建中央研究院，下设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分设天文、气象两研究所，担任中国气象学会副会长的竺可桢，又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所长。这时的气象研究所，既是全国的气象学术研究单位，又是领导全国气象事业建设的国家机构。竺可桢白手起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努力发展我国气象事业，他首先领导了中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提出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计划在十年的时间内，全国建立气台10处，测候处150处，雨量测候所1000处。在气象所成立的当年，就首先建成了南京北极阁气象台，这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祥地，也是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在此期间，还开展了天气预报业务，拟订了《气象观测实施规程》，统一了观测时制、电码型式、风力等级标准、天气现象的编码等，开展了气象资料整编的出版业务。先后出版了《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中国气候资料》以及《气象月报》、《气象季刊》、《气象年报》等。1934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团结全校师生，携带图书仪器，先后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等地，于1939年底迁至贵州省遵义和湄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办学中，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广博的知识，注重学生的实践训和智能培养，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前夕，竺可桢领导浙大师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同时电告国民党政府，坚决拒绝迁往台湾。他一个人隐居上海，闭户谢客，迎接解放。解放后，他高兴地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还被选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作为新中国地学界的组织者和教育家，他倡导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机构，并培养了大批地学骨干力量。强调地理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和仪器设备，进行定位观测，建立实验室，采用现代化的工作方法，综合运用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方面最新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论证。
竺可桢于1956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兼任主任职务。他多次指出：要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综合考察应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其任务首先是调查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与数量、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的科学方案。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急国家之所急，积极投身于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以发展橡胶为目的的地理调查研究工作。1951年又组织筹建了西藏工作队。为治理黄河，他主持组织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此后，中科院专门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四项重大考察任务。其一是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研究；其二是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地区的考察研究；其三是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研究；其四是主要河流水利资源的考察研究。在他的支持下。仅 1956—1957年两年间，就先后建立了6个综合考察队。它们是：黑龙江综合考察队，新疆综合考察队，华南与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长江、黄河流域土壤调查队，柴达木盐湖科学考察队等。此外，还组织了治沙考察队，南水北调考察队等。到他去世时为止，在他领导下，中科院先后组织了25年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参加工作的达100多个单位，1万多人次。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 
作为卓越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的竺可桢，不仅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专门人才，而且在许多地理学重大领域和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创造性意见。他认为：地理学是经济建设事业中的基础科学，是研究现代地面环境的科学。因而应着重研究现代地表面的岩石圈、水圈、气圈与人类的相互作用，研究地球外壳结构及其组成部分的发生、发展、分布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科学。我国的地理学，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健康发展的，在地理学研究方法方面，他十分重视地域分异规律的研究，早在1929年他就发表了《中国气候区域论》，开创了这方面研的先例。1958年他发表了《中国亚热带》一文，指出：不应将热带北界移至南岭，也不应将华北各地、东北南部和新疆南部都划归亚热带。他说：亚热带的气候可以这样规定：即冬日微寒，足使喜热的热带作物不能良好生长。每年冬季，虽有冰雪，但无霜期在八个月以上。作物一年可以有两造收获。他不仅提出了划分的标准，同时明确指出了亚热带的北界和南界。他的见解，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竺可桢在气象气候学研究中的成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早年就从事台风和东亚季风的研究，在气候变迁领域的研究中，更有着卓越的贡献。他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数十年如一日，研究了大量经、史、子、集，及中外文献，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1961年他撰写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72年他又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前者依据北冰洋海冰衰减、苏联冻土带南界北移、世界高山冰川后退、海面上升等有关文献资料记述的地理现象，证明了二十世纪气候逐步转暖，并由此追溯了历史时期和第四纪世界气候、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的历程，发现十七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的寒冷时期与西欧的“小冰期”相一致。最后指出：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可能是引起气候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为历史气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后一篇论文，可说是他数十年深入研究历史气候的心血的结晶，是一项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学术成就，他充分利用了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的记载，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文章指出：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在每一400年至800年的周期中，又有周期为50—100年的小循不，温度变动的幅度0.5—1℃；气候的历史波动是世界性的，但每一最冷时期，似乎都是先从东亚太平洋沿岸出现，而后波及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大变动的原因主要受太阳辐射的控制，小变动的原则与大气环流活动有关。这项研究，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理应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在气象科学研究中，竺可桢一向十分重视气象气候与生产及人类生活的联系。早在1922年，他就发表过《气象学与农业之关系》的学术论文。196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气候特点及其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他运用植物学的原理，以太阳辐射总量、温度、雨量三个气候要素为依据，分析了我国气候的特点，气候与农作物生产的关系，论述了我国粮食作物在各地区发展的潜力及限度，为改革栽培制度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这篇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竺可桢也因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竺可桢又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创始者。他从1921年起就观察记录物候。1963年和宛敏渭合著《物候学》出版。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普及了物候学知识，提倡因地制宜，利用物候规律安排农事活动。此书一出就迅速销售一空。
竺可桢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1962年6月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他品德高尚，大公无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持之以恒，实事求是；他关心青年，奖掖后进，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他工作深入，认真细致，鞠躬尽瘁，艰苦奋斗；他坚持原则，追求真理，不畏强御，刚直不阿；他勤奋好学，联系实际，锲尔不舍，始终如一。他不仅在创建近代地理学和气象气候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追求真理、公而忘私的精神，他的治学态度和工作态度，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竺可桢也是我国现代物候学发展的推动者，物候学是他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成就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
他是我国现代物候观测网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组织起统一的、严格的物候观测网，是现代物候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早在1931年的《论新月令》一文里，竺可桢在总结了我国古代物候方面的成就后，就倡议应用新方法开展物候观测。在他的推动下，从1934 年起，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便选定了21种植物、9种动物、几种水文气象现象和差不多全部农作物，委托各地的农事试验场进行观测，这是我国最早的有组织的物候观测。现在保留有1934—1940年的7年记录，由于抗战期间不少地方停测，其中仅有1934—1936年的记录比较完整。比较正规和连续的观测是从解放后开始的。1953年开始冬小麦的物候观测工作，继而又进行了棉花、水稻的物候观测。1957年起把农作物物候的观测工作推向了全国。1961 年，在竺可桢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建立了全国物候观测网，制定了物候观测方法（草案），确定国内共同物候观测种类：木本植物33种、草本植物2种、动物11种。可惜1966—1971年中，多数单位中断了观测，直至1972年才得以恢复。近年，国家气象局所属的各农业气象试验站也开始了物候观测。观测资料已陆续出版，第一期年报的命名和内容，都是竺可桢亲自审定过的。
他还带头撰写物候专著，普及物候知识。1963年出版、1973年增订重印的《物候学》一书，是竺可桢多年研究物候的结晶。他结合我国的实际，系统地介绍了物候学的基本原理，我国古代的物候知识，世界各国物候学的发展，物候学的基本定律，利用物候预告农时的方法等。1973年重印本中增加的“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一章中他应用唯物辩证法，阐释了物候变化的内外因素及其联系；由于物候变化原因的复杂性，他提出应从生理学、遗传学等方面探索其奥秘。他还认为，物候工作是群众性的工作，希望能在农村广泛开展起来。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知识性。他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大量引用了古物候资料和采用了物候学分析方法。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评介该文时，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1974年2月7日,竺可桢逝世,享年84岁.

[生平]
1928年，他在南京主持建立了第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气象台，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
他任浙大校长时，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特务骂浙大是“共产党的租界”
他决定不去台湾而留在上海等待解放；建国后出任中科院副院长，7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竺可桢，189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一粮商之家。他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开始认字，15岁时进入上诲澄衷学堂。他身材瘦弱，被同班同学胡适讥笑说他活不过20岁。竺可桢闻此话后下决心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后来他的身体始终健康。
1910年，竺可桢以优异成绩取得赴美留学生资格后，认为中国万事以农为本，便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1913年他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地学系攻读其幼时即喜爱的气象学。其间，父亲和长兄先后去世，竺可桢克服经济困难坚持学习，直到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18年回国。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等地教授气象学和地理学，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地理和气象工作者，所编写的《地学通论》是中国第一本现代地理学著作。1920年，他与当时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张侠魂结婚。1928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并于当年在南京建立第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气象台，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13年间，他为浙大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提出“求是”二字为校训。抗战期间，浙大为避免陷入日寇铁蹄之下而向山区搬迁。竺可桢为选校址在外奔波，妻子张恢魂与次子竺衡先后病逝，浙大师生闻讯后均为之感动不已。抗战胜利后，竺可桢对浙大师生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爱国运动给予支持，所以在校内科学、民主和进步思想始终占上风，以致国民党特务骂浙大是“共产党的租界”。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竺可桢拒绝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要求，前往上海等待解放。
1949年7月，竺可桢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在随后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郭沫若任院长）。他首先着手组织成立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又主持完成了划分中国自然区划、制定国家大地图案等工作。他还先后组织了多次大型综合考察活动，足迹遍布全国各地。1962年6月，他以7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50年定居北京后，竺可桢开始着手研究物候学，于1963年出版《物候学》一书，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晚年，他又发表了集其毕生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引起世界轰动。1974年2月7日，竺可桢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
[背景]
美国用“庚子赔款”作为招收中国留学生的费用，实际想用中国自己的钱培植亲美势力。这些学生回国后大多经商，或投奔军阀，只有竺可桢等少数人坚持“科学救国”的艰难道路
竺可桢所走的道路，是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看到清政府的极度腐朽昏暗，他和同时代的进步青年一样，争取到西方去学习，以改造国家。
当时美国政府将八国联军向清政府勒索巨额白银（史称“庚子赔款”）中付给自己的部分拿出，作为在华开办学校及招收中国留学生赴美的费用，实际是想用中国自己的钱培植亲美势力。竺可桢出国，正是作为第二批利用“庚款”赴美留学的70名公费生之一。在旧中国内战频繁的条件下，这批学生回国后大多经商，或投奔军阀，只有竺可桢等少数人坚持“科学救国”的艰难道路。
他起初抱着不问政治的态度投身科研。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尤其是特务横行，从反面教育了他。任浙大校长期间，他便以爱国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站出来坚决斗争，以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公函中曾申斥他“包容奸伪匪谋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闻不问”。
通过新旧中国的对比，竺可极相信：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这也是当年许多爱国科学家的共同感受。
[故事]
毛泽东读了竺可桢的文章后很高兴，邀他到中南海面谈，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著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
此间，国内新军阀混战不息，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用于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帧坚持全国所有气象电报都由中央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1937年，竺可帧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帧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连续38年一天未断，共计8O0多万字。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
在科学研究中，竺可帧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地竺可帧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他71岁时，还参加了南水北调考察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下到险峻的雅砻江峡谷。他严谨的学风，深受广大学者推崇。
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1972年增补、修订了《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基本上解决了国际上100多年的争论，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梅贻琦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在天津落籍。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
1916年回国后到国立清华大学任教，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1948年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台。1953年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7月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59年兼任中华民国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1961年2月奉准辞教育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2月当选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5月19日上午1时病逝台大医院。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总理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

茅以升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 中国桥梁学家，教育家。字唐臣，江苏镇江人。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次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1921年获美国加里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唐山交通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建国后，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第二届副主席、名誉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九三学社第五至七届中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高级会员，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协会会员。1982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1933年领导设计、修建杭州钱塘江大桥。1959年参与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工作。
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他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从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桥，不管它是石桥还是木桥，他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茅以升上学读书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
茅以升中学毕业后，先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毕业后，由唐山路矿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留美，成为研究生，9月起程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报到。谁知该校注册处主任傲慢地说：“中国唐山这个学校从来没有听说过，必须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注册”。经过考试后，茅以升的成绩极佳，便给他注册为桥梁专业研究生。从此以后，唐山路矿学堂毕业生保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的，特许不再经过考试这一关了。茅以升于1917年获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业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桥梁力学第二应力》，这篇论文，在当时具有世界水平，因而荣获加利基理工学院颁发的金质研究奖章。1919年12月，24岁的茅以升毅然回国，在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任教授。茅以升说：“回顾我的读书生活，这14年的努力，好比造桥，为我一生事业建造了坚实的桥墩。”茅以升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江苏省水利局局长，交通部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北方交通大学校长等职。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他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从此，茅以升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桥一起留在祖国各地。经过5年的努力，茅以升终于将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建成。
9月26日，是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65周年纪念日。65年前的今天，以茅以升先生为首的我国现代桥梁工程先驱在钱塘江上建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在中国桥梁工程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钱塘江大桥开工于1934年。当时，浙赣铁路正在兴建，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钱江乃著名险恶之江，水文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其水势不仅受上游山洪暴发之影响，还受下游海潮涨落的制约，若遇台风袭击，江面常逞汹涌翻腾之势。钱塘江底的流沙厚达41米，变迁莫测，素有“钱塘江无底”之说。因此，民间有“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谚语，工程技术界也认为在钱塘江上架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茅以升先生少年立志于桥梁事业，后又负笈美国，于康奈尔大学和卡利基理工学院专攻桥梁专业并获博士学位。他看到祖国江河上的钢铁大桥均为外国人所建，颇为痛心，决心为中国人争气，架设中国人自己的大桥。于是迎难而上，慨然受命，自任桥工处处长，请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寝馈于斯，志在必得。
　　
建桥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打桩。为了使桥基稳固，需要穿越41米厚的泥沙在9个桥墩位置打入1440根木桩，木桩立于石层之上。沙层又厚又硬，打轻了下不去，打重了断桩。茅以升从浇花壶水把土冲出小洞中受到启发，采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冲出深洞再打桩的“射水法”，使原来一昼夜只打1根桩，提高到可以打30根桩，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建桥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水流湍急，难以施工。茅以升发明了“沉箱法”，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气挤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作业，使沉箱与木桩逐步结为一体。沉箱上再筑桥墩。放置沉箱很不容易，开始时，一只沉箱，一会儿被江水冲向下游，一会儿被潮水顶到上游，上下乱窜。后来把3吨重的铁锚改为10吨重，沉箱问题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困难是架设钢梁。茅以升采用了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运法”，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省工省时，进度大大加快。
　　
钱塘江大桥是一座经受了抗日战火洗礼的桥。建桥末期，淞沪抗战正紧，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有一次，茅以升正在6号桥墩的沉箱里和几个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电灯全灭。原来因日军飞机轰炸，工地关闭了所有的电灯。钱塘江桥冒着敌人的轰炸，终于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
　　
钱塘江大桥建成后，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建桥纪念碑的碑文记录了这段悲壮的史实：“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在敌机轰炸下昼夜赶工，铁路公路相继通车。支援淞沪抗战、抢运撤退物资车辆无算，候渡百姓，安全过江，数以数十万计。当施工后期，知战局不利，因在最难修复之桥墩上预留空孔，连同五孔钢梁埋放炸药，直至杭州不守，敌骑将临，始断然引爆，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当时先生留下‘不复原桥不丈夫’之誓言，自携图纸资料，辗转后方。”为了阻断敌人，茅以升受命炸断了亲手建造的大桥，这是何等悲壮的义举。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实践誓言，又主持修复了大桥。建桥、炸桥、复桥，茅以升先生始终其事，克尽厥责。
　　
钱塘江大桥建成于抗日烽火之中，再生于和平建设之世。她不仅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而且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使沪杭与浙赣两条铁路相连接，使钱塘江两岸由天堑变通途。通车65年以来，她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当地经济的繁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钱塘江大桥既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茅以升先生把工地办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我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些负责人都曾经历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洗礼。
　　
钱塘江大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展示了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以茅以升先生为首的我国桥梁工程界的先驱在钱塘江大桥建设中所显示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为人先的科技创新精神，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又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个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1955年9月，大桥正式开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两年。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落成典礼。茅以升设计这座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上层为公路桥，宽22.5米，其中车行道宽18米；下层为铁路桥，宽18米。正桥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0.4米。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武汉三镇联成一体，确保了我国南北地区铁路和公路网联成一体。
1958年在北京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也对党的工作极端负责，他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作了全面审查核算，最后签了名。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等。
他自1954年起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1987年10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为我国和世界桥梁建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9年11月12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