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一府六县的徽州人，在这连绵的大山内外，一代代地演绎悲欢离合的故事。“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州当日的辉煌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同样，一百多年来，徽州的衰落也是不争的事实。它今日的凋敝、保守、闭塞，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故乡》。
少时对徽州的认识，多半是它的闭塞、落后和保守。但徽州山水的明丽、徽州人民的勤劳淳朴、徽州千年一脉的文化积淀仍然在我心中植下了根基。
建国以来，主政者盲目地、肆意地、粗暴地切割、更改千年一系之徽州共同体一府六县的行政区划，是造成今日徽州困顿的首要原因。而1949年徽州解放不久，即将刚刚回归安徽不久的婺源县划归江西，则是徽州行政变更的肇始。
文公阙里，婺水之源
婺源县不是徽州最大的县，也不是徽州最重要的县。但它实在是徽州人心头的“耶路撒冷”。这一切，是因为，它是朱熹的故乡。
朱文公，几百年来一直是徽州人心头的骄傲。虽然他出生在福建，他的学说也被称为“闽学”。但他仍然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地自称“新安朱熹”。宋朝的皇帝，还曾经亲自赐予了婺源“文公阙里”的名号。南宋中期之后，朱子的学说被官方奉为正朔。士子们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就是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
对于徽州人而言，他们都是读诵着《朱子家训》、《朱伯卢治家格言》，一代代成长。他们服膺朱子的学说，这里也成了程朱理学最厚实的大本营。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婺源之于徽州，正如曲阜之于鲁。徽州人不敢想象，突然哪一天婺源不是徽州的了。但，那一天终究是来了。
1934年9月，蒋介石为了方便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将婺源划属江西。徽州人无法接受他们的曲阜从鲁变齐这样一个梦魇。他们一直要讨个公道。婺源人更是搞起了轰轰烈烈的“返皖运动”。
“我安徽省徽州婺源县，向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程朱之阙里，中华之奥区。今日沦入赣人之手，实我皖人之第一大省耻。为今之计，必当唤起民众，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外省人，驱逐老表，恢复河山。”
这是婺源当年“返皖运动”的檄文，其行文带有很浓的那个时代的色彩，甚至仿写了中山先生的《国父遗嘱》。虽然有些夸大省籍矛盾，但婺源人对徽州的那份感情和认同，言之凿凿。
在婺源人的努力下，在胡适先生的支持下，鉴于婺源人民回皖的合理要求，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将婺源重新划回安徽，恢复徽州一府六县的政区。查看《休宁县志》，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当时徽州人内心深处的喜悦。他们那个高兴阿，就跟光复了一样。海阳、屯溪街头，鞭炮齐鸣，人头攒动，万人空巷。恐怕，只有五十多年后绩溪人发自内心地庆贺他们的子弟锦涛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盛况，可以与此比拟。
1949年，对于徽州和婺源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梦魇。“5月，解放军二野挺进婺源，过境时主持军管，而以屯溪为中心的徽州为三野部队军管。婺源县就是在两支部队军管会分割的体制下，于同年5月再次脱离徽州政区。”尽管其后，婺源人也再次表达他们强烈回归安徽徽州的愿望，但终究没有实现，直至今日，它是江西省上饶地区属下的一个县。
徽骆驼 绩溪牛
婺源，绩溪。徽州文化史上一南一北最重要的两个县。
如果说因为着朱子的缘故，婺源着实是徽州的鲁；那么从这个比喻出发，因为着胡适先生，绩溪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徽州的邹。
孔子、孟子，前后圣人，除却在学术上思想上的一脉相承，前者更多的是“形而上”的层次，阅历越丰富读夫子的《论语》感受就越深；后者则更为“形而下”一些，往往是就着一些具体的事例，展开王道霸道的辩论。同样，孟子结合时代的变迁，对孔子的学说做了继承基础上的发展。
同样的类比，朱子和胡适，也存在这样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说，在GRE的逻辑考题中，孔子、孟子/朱子、胡适，构成一个漂亮的类比关系。
朱子是强调义理的，而且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学更强调“形而上”一些；同样，胡适一生都受朱子学说的影响，但他生活的时代，更多的仍然继承了清朝复兴的汉学考据的学风，强调“一点一滴”做起。从这点上看，他一生坚持的杜威实用主义的哲学，实在是非常“形而下”了。清学回归汉学，是对宋学的继承，同样也是发展。
所以，这道GRE逻辑题的类比关系是相当漂亮的。既然，婺源是徽之鲁，绩溪便是徽之邹也。
胡适先生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如果在今日，恐怕适之先生的这句话就不适宜了。一者，徽州地名不在；二者，“邑小士多”的绩溪已被划归宣城地区。
难以想象，徽菜、徽墨、徽剧的故乡，徽文化的发祥地绩溪，居然不再姓“徽”？1987年就这样在徽州的地图上画了小小的一个圈，圈里面写上黄山市，绩溪在圈外。
恐怕当日主政者的考虑更宏观、更全局吧，但是从文化继承和延续这个角度而言，将绩溪从徽州分出，实在是割裂了历史和文化。
16年过去了，绩溪的老百姓仍然不能接受他们不再是徽州人这样一个现实。每年，绩溪都流传着他们要重新划回徽州的小道消息。
徽州以往因为其文风昌盛，被称作“东南邹鲁”。极其讽刺的是，徽州的“邹”、“鲁”现在都不姓“徽”了，现在的黄山市还好意思称是“东南邹鲁”吗？
如果说当日婺源从徽州隔离，还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偶然变故。那么，为什么要改徽州为黄山，弃绩溪于不顾？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真的一定要宣传黄山，徽州就要更名为“黄山市”么？古人尚知道买椟还珠的愚蠢，更何况今天的我们。几年来，多少人用这样的比喻来讽刺1987年徽州土地上的那次重大变迁：
要发展黄山旅游，徽州更名黄山。依此类推，北京大力开发中关村，理应更名为中关村市，或者为了简约，就叫中关市吧；上海开发浦东，干脆改叫浦东市得了；苏州叫周庄市，杭州呢，就叫西湖市吧。好玩吧。
今日看来，黄山和徽州的问题不是改个名字这么简单。这一切，聚焦点在黄山。
黄山一千多年来都矗立在徽州的土地上。徽州境内的其他大小山脉基本上是黄山余脉。自从黄山被开发管理以来，其行政管理单位都属于徽州。
黄山、白岳是徽州人永远的骄傲。黄白也成了徽州的代名词。但必须指出的是：必须明确黄山和徽州文化的从属关系。壮美秀丽的黄山构成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黄山是徽州的长子。但是，尽管长子再怎么声名显赫，再怎么红极一时，它在母亲面前终究是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黄山，是徽州的黄山。脱离了徽州文化积淀的黄山，跟埃及出土的木乃伊有什么区别？
但就是有人要打黄山的主意。邓公视察黄山之后，指示：“一定要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省里不顾徽州地委的反对，在原来太平县的基础上成立了省直辖的小黄山市，将黄山的旅游开发管理收归其统筹规划。
徽州地委的领导坐不住了。诚如邓公当年所言，如果中国政府收不回香港，中国领导人就是李鸿章。同样，徽州如果失去了黄山，徽州的主政者无颜见江东父老。围绕黄山的归属，徽州地委和对黄山的觊觎者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终于在87年将黄山成功收复。但同时的代价便是：徽州这个使用了一千多年的名字，被贬斥到一个与它完全不沾边的岩寺；同时，又把绩溪割离。但怎么说呢，保住了黄山，绩溪的暂时分离，对徽州而言就是壮士断腕。徽州地委基本对得住徽州的百姓。如果在徽州日益凋敝情境下，又失去了黄山，那他们真的是历史的罪人了。
这场黄山保卫战暂时以徽州方面的收复失地而告一段落。但是，十六年来，关于黄山归属的问题，一直暗潮涌动。
说起今天安徽省名称的由来，恐怕很少人知道。康熙时候，拆分江南省为安徽省和江苏省。前者盖取境内安庆府和徽州府的头一字组成。今天整个安徽省都在打“徽”字牌。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要往“徽”字上扯，自称自己是新徽商。那么，真正的徽字呢？那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徽州呢？四顾茫然。五十年来，徽州的文化之根终究是撼动了，改动徽州区划的巨大行政力量，就如同一柄巨斧，一斧一斧地砍斫徽州文化的枝干。
安徽，安徽，徽之不存，安将附焉?
没有实现彻底统一的中华民族，其发展壮大始终存在莫大的掣肘和隐患。
一个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的徽州，不实现他的重新统一，就不足以迎来他的第二次辉煌。
梦想恢复一府六县的徽州建制。旁人或许会笑痴。确实，实现梦想的困难确实很大：不明确黄山是徽州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一事实，徽州黄山的问题就会一直纠缠下去；婺源今日的旅游之火，加之江主席曾来此认祖归宗的事实，使得婺源从江西返皖更加显得不可能，尽管他们的老百姓仍然是一个劲头想回来。
但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总是要为了理想去奋斗，去打拼，哪怕去做那追日的夸父。
李约瑟先生感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灿烂，却何以没有在中国诞生工业革命？李先生百思不得其解，也把这样一个“李约瑟之谜”的问题留给了后人。
“徽州全体人民的使命，就是要振兴全徽的教育，开采全徽的矿产，革新全徽的农村，发展全徽的交通，以谋求全徽人民的幸福，把徽州建设成东方瑞士。”这是陶行知先生在1927年致全体徽州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快80年了，离行知先生的理想，现在仍然差得远。不仅如此。曾经几百年来在中国经济舞台上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徽州商人，迅速的被淘汰出历史舞台。徽州的“李约瑟之谜”如何求解？
当年，新安江水电站的修建。在这个今天被用作旅游的叫做“千岛湖”的地方，其实它的下面是古老的淳安县城，海瑞曾经在这里做过县令，留下一段智惩胡宗宪衙内的故事。五十年代，在这里搞移民建设大型的新安江水电站，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它随之而来的，是新安江上游水土环境的破坏和航运的巨大衰退。
建了大型水库，新安江所在的徽州河段，流速变缓，河床抬升，渔业极具萎缩，水面环境恶化，像陶行知先生那样乘船从万安东下杭州，则只能是遥远的故事了。
冰心先生说：“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他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他的前身。他聚集起许多细流，快乐勇敢的流走－－－”徽州人不再能泛舟新安江上，不再能够快乐勇敢的流走。这样一来，当然生命不再如一江春水向东流那般畅快淋漓了。
这是徽州人牺牲小家支援国家的壮举，是打破“殄域之见”的国家观念。以前摆在徽州人面前那么大的困难，徽州人都凭藉他们动静结合的性格一一克服。那么，水库兴修带来若干暂时的不便，又算得了致命的一击吗？
以徽州行政版图的巨大变迁为时代背景的，凸现的是传统徽州性格中同时兼具的两端在近五十年的发展中不断遗失。徽州人的性格兼具创新和传统两大特点。一头是开拓创新，一头是保有传统，这两头的中和，使得那时的徽州奇特而富有魅力。但建国以后的五十年里，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徽州人把这两点都丢掉了。
分析徽商衰落的重大原因的时候，近人往往认为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纳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重大变故，并往往拿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败落作为范例。其实，无论是以扬州为基地的徽州盐商因为官盐制的变革而丧失垄断地位，还是胡雪岩盛极一时，最终还是一不小心着了盛宣怀的道而满盘皆输；起码从文化传统上看，1949年以前，徽州人走出大山闯世界的那种文化传统仍然在。那个时代，他们仍然前赴后继地，走出大山，艰苦创业。
走出大山，接触全新的世界，才得以有全新的视野，超越株守山区之时眼光限于一隅的藩篱，同创新和进取是始终联系起来的。以我太祖父为例，虽然出身贫寒，但还是在十多岁的时候走出大山去闯他的世界。
但是，建国之后以户籍管理制度为象征的城乡二元结构，把人民牢牢固定在乡土之上，强行地扭转了传统的惯性。不得不喟叹制度的力量：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都没有改变徽州人几百年来的这一传统，但户籍制度做到了。而且它对徽州人负面的影响，或许在一个不远的将来，才得以看得更加清楚。
197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中国公民的迁徙自由被正式删除，直至今日依然没有恢复。其实之前，中国老百姓就几乎没有享过这样的权利。
户籍管理制度与其说是户籍管理，不如说是一种更为有效率的人身控制的制度。看过电影《芙蓉镇》的朋友们，应当对其中刘晓庆扮演的胡玉音走亲戚时候没有介绍信而被打回原籍的情节记忆犹新吧。户籍管理体制之下，严城乡之大防，在中国老百姓里面人为地划出巨大的鸿沟，一如以往的华夷之防。当然，这是时代的产物，有他合理的时代诉求。
但是，这对徽州人来说，是致命的。
某种程度上，徽州人的性格被扭曲了。徽州山水虽好，但从农业生产而言无非是穷山恶水。所以，他们需要越出大山去闯世界，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他们养成了一代代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优良的品质。
但是，户籍制度树立起来了，徽州人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在本乡本土呆着。徽州的土地少，他们又不允许从事商业：要知道，那时候搞一点私人的商业活动，可是“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的大事，是要坐牢判刑的。这样一来，株守大山之内的徽州人无事可做，竟也慢慢享受起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
这样以来，徽州文化中“走出去”的传统受到重创。“流水不腐，户枢不蠧。”停止了流动的徽州人，株守大山之内，信息闭塞，看不到大山外的世界，失却了他们先辈闯荡商海的那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开始小富即安，开始变得保守和落后。这一改变，就是五十多年。
所以，尽管江浙一带在改革之前同样在商业发展上受抑制，但他们地理位置优越，始终能够保持接触外面的新鲜事物，始终能保有一个开放和创新的心态，所以改革春风一起，立马抓住时势，乘风破浪。
徽州则不然，因为有重重大山的阻隔，不再流动的徽州人的目光所及，就不会有外面的新鲜事物。他们开始目光短浅，他们开始胸无大志。因为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徽州文化性格的悄然变化，徽州人当然抓不住改革开放之后时代的契机了，不是怪事。
今日徽州的旅游业突然显现非常火爆的态势，也有“旅游兴市”的提法。但徽州当然要发展旅游业，徽州当然要做大旅游业。但，这不是全部。
历史上徽州山水之美也是出了名的，但当时他们的辉煌不是靠旅游，那时候也没有旅游。他们靠的是子弟们在外打拼出全新的世界。这，是当日辉煌的根本。
从另个角度而言，旅游业实质上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目光仍然是投放在本乡本土之上，就缺乏一种大气象的“格”，本质上仍然是保守的。所以，从历史上徽州之创新这一文化性格而言，徽州人还是要一代代走出去闯世界，并非是简简单单的做大旅游业就可以迎来徽州的复兴的。
复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还是精神。如果单单靠旅游业富足了，跟中东那些国家卖石油有什么不同？
因为户籍制度和抑制商业，徽州人不再走出大山，失却了徽州文化性格中创新这一端。同时，不能以走出徽州看徽州的眼光来审视徽州，就会很容易看不到自身乡土的可爱和伟大。加之建国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强烈批判，使得徽州人同先前相比，失却了对殄域之中优美传统的珍视，失却了他们珍视传统的另一端。
他们早已没有了书院的传统，他们也开始不推崇程朱学说，甚至连其中“忠孝仁义”的古训也漠视起来。一旦如此，他们就失却了他们维系千年的文化脉络，必然会茫然，必然会自卑，必然看不到未来。
想想文革十年徽州青年的疯狂：休宁的红卫兵听说次日屯溪的造反派要上休宁的齐云山来砸道场，便星夜上山将齐云山的摩崖石刻、大小菩萨打了个稀巴烂，还几十个人一鼓作气搬倒了山上的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玄天太素宫的大殿。若干年后，这个大殿重建的时候，老道士无奈的摇摇头，跟原来的大殿比，眼前的这个新的什么都不是。
青年人都是有热血的，但走上这样疯狂的境地，这样极致地对待我们曾是如何珍视了的传统文化、乡土文化，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教育的失败。
徽州历史上文风昌盛，也出了不少俊杰之士，但他们终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走上了更为重要的岗位建设祖国。但同时，徽州之内的大众教育也是十分成功，他们从小接受义学之中传统的儒家经典教育，学习为学与为人。虽然考不上功名，但他们还是从书本中学会做人与做事的道理，之后在实践中便是延续徽州精神的薪火。
建国之后徽州的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其实都存在巨大的失败，在人格培养和素质塑造方面巨大的失败。
精英教育之中，一味地强调数理化分数，而忽视了人文传统的熏陶，便使得考中名牌大学的学生，有大气象、有大胸襟、有大格局的不在多数。他们出去了也就出去了，因为缺少大气象、大胸襟做不了大事业，同时失却了当初徽州商人功成名就回来兴义学回报桑梓的那种精神和追求。
大众教育之中，忽视健康人格的培养，忽视了他们就是徽州建设主力军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空洞的教育脱离实际，既不能给他们以新的冲击，又不能延续徽州传统性格中的动静两端。他们乡土，缺乏温情和敬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在徽州，有20世纪中国一流的教育家：胡适先生和陶行知先生。他们都结合他们自身的经历，给中国的教育开出过药方。
胡适先生鼓励年轻人：“一点一滴做起”，“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陶行知先生更是强调“行然后知”，他的“生活教育”、“社会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论，给每个有志于学的平民子弟，指出一条成才的道路。
很遗憾，建国五十多年来的乡土徽州，忘却了他们的先贤，忘却了他们的教诲。现在的徽州人，要重塑辉煌，必须要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去读读适之先生和行知先生的书。
重建徽州的法统，就是重建一府六县的徽州建制：只有重建一个统一的徽州，才得有未来徽州复兴的坚实基石。虽然这个梦想实现很难，或许最终仍然会是非常艰辛和非常遥远。但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欧洲，效欧盟故事。法德之间是多么的血海深仇阿，但是他们在欧洲观念的感召下，最终走在了一起，短短五十年的时间，欧洲人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欧洲。
徽州人为什么就不可以？尽管有巨大的行政阻碍掣肘，但只要心怀徽州，从一点一滴做起，把重点放在实现一府六县徽州共同体的经济一体化的事业之上，谁敢说“败局已定”？
今天六县的徽州境内勃兴的旅游业，给徽州一个整合的机会。为什么就不能将黄山市和婺源、绩溪联起手来，建设一个徽州旅游一体化的区域组织呢？以旅游为龙头，带动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交流。待到经济上最终水乳交融之时，也就是徽州共同体重获新生之日。
夜漫长，路也漫长。
重建徽州的道统：就是结合时代的发展，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传统徽州的文化性格。千万不要误解徽州性格乃是一种单单的保守和维系传统。传统徽州的性格实在是兼具了开拓创新和维系传统这两端的一个中和。重建徽州道统，就要让徽州的民众重新认识可爱的徽州，认识到它文化性格中的两重性。“慎终追远”，对今日徽州而言，是可贵的。
徽州法统、道统的重建，实质上就是呼唤徽州的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表面上看是重新钻研发掘希腊罗马经典中的瑰宝，其实并不是回到故纸堆，更多地仍然是“与古为新”，推陈出新，从中吸收时代新发展所需要的新营养。徽州要迎来他的复兴,还是要牢牢扣住他性格深处的动静二端，还是要讲“与古为新”的法则，回到历史，又不要囿于历史，终究还是要超越历史。
徽州的盛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徽州复兴的事业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当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需要几代徽州人的共同努力。每个徽州人为徽州复兴，所能贡献的，不仅仅是他们对徽州的反思，更多的仍然是他们对徽州一点一滴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