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常识] 民国时期的著名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位于南京玄武区四牌楼2号。国立中央大学的建筑都是在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后建造的。
　　
　　
1932年8月，曾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的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校长。他就任后，即提出了中大“安定、充实、发展”的重建方略，稳定教学秩序，广聘教师，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扩充设备，使中大稳步发展。他所提出的“诚、朴、雄、伟”的学风，逐渐成为中大人的共识而蔚然成风。1934年中大设理科研究所算学部和农科研究所农艺部。1935年重建医学院（学制6年），同时创办附属国立牙医专科学校。经过调整扩充，中大拥有文、理、法、教育、农、工、医7个学院，下设34个系。
1938年12月，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设理科、法科、农科、工科4个研究所（于次年9月正式招生）。同年，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增设国文、英语、数学、理化、博物、史地、公民训育系和童子军专修科；工学院增设航空工程系和水利工程系；农学院增设畜牧兽医专修科；医学院增设6年制牙科，并与牙医专科学校合办牙医门诊部；1941年恢复社会学系，研究院增设文科和医科研究所。
　　
1941年8月，执掌中大10年并有“重建之功”的罗家伦校长辞职。在抗战期间，罗家伦之后，先后出任中大校长的有：顾孟余（1941—1943年在任）、蒋介石（1943—1944年）、顾毓琇（1944—1945年）。在他们任期内，先后设立了农业经济系、气象系、边政系及俄语专修科；同时，对师范学院设置的系科作了归并。
“民国最高学府”
至1947年，中大已拥有7院41系（科组）、23个研究机构、文学院设中文、外文、历史、哲学4系和俄文专修科；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心理、气象8系；法学院设法律、政策、社会、边政4系和司法组；师范学院设教育、艺术、体育3系和体育专修科；工学院设土木工程、电机工程、机械工程、航空工程、水利工程、化学工程、建筑工程7系；农学院设农艺、农业经济、园艺、农业化学、森林、畜牧兽医6系及畜牧兽医专修科；医学院设医科、牙科、牙医专修科、护士师资专修科及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研究院下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历史、哲学、数学、物理、生物、地理、生理、化学、心理、法律、政治经济、教育、农艺、森林、农业经济、畜牧兽医、土木工程、电机工程、生理、公共卫生和生物化学等学部。
　　
中大先后创办和出版《中大半月刊》、《地学杂志》、《法律学刊》、《心理丛刊》、《教育季刊》、《艺术杂志》、《体育杂志》、《商学院学报》、《商学丛刊》、《中央大学日刊》以及中大丛书、心理丛书等。根据1947年的统计，全校教职员1266人，学生4066人。其规模之宏大，学科之齐全，师资力量之雄厚，均居全国各大学之首，因而有“民国最高学府”之称。
1949年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决定“原国立中央大学应即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改名为“南京大学”

国立浙江大学
　　
1928年4月，改称“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简称浙江大学）。同年7月1日，在校名前加“国立”两字，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著名教育家蒋梦麟、邵裴子先后出任校长。他们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增设系科，创建文理学院，拓宽校址，开辟农场……。至1936年，已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文理学院设有外国语文、教育、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7个学系；工学院设有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4个学系；农学院设有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蚕桑、农业经济5
个学系。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1897年于杭州创办的求是书院，1901年改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02年改称浙江大学堂，1928年称国立浙江大学。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于
1946年迁回杭州，此时浙江大学已经发展成为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 2 6个学系，
5个研究学部，1个研究室，1个附属中学的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机构。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的农、医、文等院系和部分理科系并入其他院校或独立建学院，之江大学的土木系、机械系和厦门大学的电机、土木、机械系并入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由综合大学改为工科大学。
　　
民国时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这些人后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
　　
30年代就建立了各种学科.

国立武汉大学
　　
1928年5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决定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建立国立武汉大学。7月24日，原武昌中大改建为国立武大。8月，武大成立以李四光为委员长的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1929年上任的王世杰校长认为，国立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以及“规模宏大”的万人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选定风景秀丽的武昌罗家山（又名“落驾山”）为武大新校址，并在此建造新校舍。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闻一多将罗家山改名为“珞珈山”。
　　
1935年6月7日，国立武汉大学发布法、工两研究所的"研究生招考规则"、"研究生研究工作规则"和"研究生招生简章"。1935年9月，方宗岱、邓先仁2人正式成为武汉大学的首届研究生，石瑛、李四光的理想和愿望得以实现，武汉大学从此进入研究生培养教育的新阶段。从1935年至1949年的14年中，共培养研究生77人。虽然规模不大，但成效显著。77名研究生之中，涌现出陈荣悌院士、方宗岱、邓先仁、余长河、刘涤源、甘士杰、曾启贤、万典武、文浩然、王名扬、缪琨、李格非、谭英华、郭守田、林应茂、焦庚辛、李培森、王焕葆、王燊等知名学科专家。

国立武汉大学
　　
文学院：中文系（中國文學系，1928年）、外文系（外國文學系，1928年）、哲学系（1929年，1930年-1938年称哲学教育系）、史学系（1930年）

法学院：法律学系（1928年）、政治学系（1930年）、经济学系（1928年，原政治经济学系，1930年分立出政治学系）、商学系（1932年停办）

理学院：数学系（1928年）、物理学系（1930年）、化学系（1928年）、生物学系（1929年）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1929年）、机械工程学系（1933年）、电机工程学系（1935年）、矿冶学系（1938年）

农学院：农艺学系（1936年，1946年恢复）、森林学系（1946年）、园艺学系（1948年）、农业化学系（1948年）

医学院（1947年）

研究所：文學研究所、史學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經濟學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學研究所、土木工程研究所、電機工程研究所，

其他：農業簡易班、機械專修科、大學先修班
　　
校训：明、誠、弘、毅
　　
国立武汉大学校训校歌
校歌：
　　黄鹄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朝斯夕斯，日就月将。
　　再举兮，知天地之圆方，念茫茫宇合，悠悠文物。
　　选珞珈胜处，学子与翱翔，任重道远，来日亦何长。
　　学子与翱翔，努力崇明德，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及时爱景光。
　　
此歌词系由多句古语整合而成，“黄鹄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知天地之圆方”语出《楚辞·惜誓》，“朝斯夕斯”语出《三字经》，“日就月将”语出《诗经·周颂·敬之》，“任重道远”出自《论语·泰伯》，“努力崇明德”出自西汉李陵诗，“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出自《礼记·学记》，而“及时爱景光”一句则由西汉苏武“随时爱景光”之诗句改化而成。
　　
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周鲠生校长离开乐山到珞珈山敦促修复校舍以及到南京筹款期间，刘秉麟任代理校长。1946年10月，国立武汉大学复员武昌珞珈山，同时恢复农学院，设立医学院。至此，国立武汉大学方才最终实现了创建之初刻于武昌街道口大学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大字所体现的办学规模和格局，实现了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宏伟办学目标。各學院教學所需儀器標本，及實習工廠與試驗室等，一應俱全。圖書館則擁有中文線裝書約十萬冊，中日文平裝書約一萬一千冊，西文書約三萬三千冊，中日文裝訂本雜誌一千二百餘冊，西文裝訂本雜誌四千七百餘冊，善本書五千四百餘冊，共約十五萬六千餘冊。除出版各科大學叢書外，並發行文哲季刊、社會科學季刊、理科季刊，及工科季刊等學術性定期刊物多種。周鲠生校长在办学理念上，服膺蔡元培先生的治校精神，认定优秀的师资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先决条件。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仅从留美的中国学生中，他就延聘青年教师50多人，而且大多都是亲自登门邀请，也因此有幸为武大带来了“哈佛三剑客”等诸位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武大的教员和教授队伍分别由1946年的198人和102人发展壮大为1948年的297人和134人。学校得以续写“民国五大名校”的辉煌。
　　
国立武汉大学
　　
在武昌高师时期，鉴于民国初期全国各地教育大发展的国情，以及学生毕业后择业的实际情况，敢于打破部定章程和日本高师的办学模式，改革原有办学模式，增加新的课程，在全国率先将博物部改为博物地学部，数学物理部改为数学理化部，历史地理部改为国文史地部；取消学年制，实行学分制；改革教学管理体制，取消学监，实行学生自治，师生共同组成校友会，负责学校日常行政事务。国立武汉大学时期注重基础课教学，强调"造人"与"出品"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3位校长实行教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1930年，学校发现大一学生的外语水平相当差，于是校务会议作出重要决定："嗣后本科一年级学生须一律选习一种课目叫做基本英文。考试不及格不准升级。"并成立以教务长为首、各院长和英语教员为委员的"基本英文课程委员会"。这个制度和委员会虽历经战乱，一直保持到1948年。


清朝末年中国开始有了大学，但中国大学的真正发展阶段是在民国时期，甚至是北洋政府时期。
　　
1895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诞生，1898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京师大学堂诞生，1920年前后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国立综合大学东南大学，此为早期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此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相继发展为中国早期高水平的现代国立大学。

1912年，战乱导致教育凋谢，当年新立中华民国。国立京师大学易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不久全国划分为六大学区，于六大学区设南京、北京、广东、武昌、成都、沈阳六大高等师范学校。不久，掀起高师改大运动，1920年前后，南京、广东、武昌、成都、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分别改建国立东南、广东、武汉、四川、东北大学。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坚守传统，仅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学校1928年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外交部移至教育部管辖。
　　
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学出现了最早的黄金时代。

国立四川大学
　　
　　
20世纪初，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中，1902年创办了四川省城高等学堂，1905年前后又陆续兴办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以及法政、农政、藏文、工业、考古5所专门学堂。这些新式学堂是四川大学的雏形。后经演变，到1926——1927年间，上述学堂成为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1931年，3所大学合并定名为国立四川大学。到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四川大学设文、法、理、工、农、师6个学院，25个系，2个研究所，有学生5000多人。

民国期间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在这里任教
　　
校风“严谨、勤奋、求是、创新”为核心的川大精神。张澜、吴玉章曾任校长，朱德、杨尚昆、郭沫若、巴金、朱自清、童第周、周太玄、刘承钊、冯友兰、朱光潜、李劼人、魏时珍、恽代英、王右木、江竹筠、柯召、张铨等，曾在此求学或传道授业。

国立重庆大学
建于1929年，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一手创办，最初在重庆市菜园坝，1933年迁至现在的位置——沙坪坝，位于嘉陵江畔，靠近石门大桥。1935年升为省立大学，1942年改国立大学。到1949年，重庆大学经过20年发展，成为了一所拥有理、工、文、商、法、医6个学院，21个系科，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综合性大学。

国立重庆大学
建校初期至1949年期间，在校任教的著名学者有：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最早把现代数学引入我国的学者之一的何鲁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教授、中国化工学会创始人著名化学工程专家张洪源教授、我国第一位赴北极考察学者、著名电讯工程专家冯简教授、著名数学家柯召教授、著名作家艾芜先生等。
　　
抗战前的中国有高校108所，战争初期，有91所遭到严重破坏。中小学被焚烧破坏，更是无计其数。中国的学校除了被迫停办，只有辗转内迁。“战前重庆中等以上学校只有32所，战后激增至97所，大都集中在沙磁山歌和九浮地区。”（《重庆概览》）沙坪坝、磁器口、山洞、歌乐山、浮图关，均在沙坪坝境内。据统计，抗战时期迁渝高校数十所，其中迁入沙磁地区的占迁渝高校的68％，占迁川高校的1／3。

迁校情境极为悲壮。原在南京，后来迁到沙坪坝松林坡的中央大学，“八一三”事变后，校长罗家伦赶紧通电正放暑假的学生立即返校。8月
15日，罗校长在四牌楼大礼堂召集师生，发表演说，然后举校西迁。迁徙艰辛备尝，其农学院搬迁良种家畜入川，鸡鸭鹅兔笼装后置于牛马背上驮运，猪羊则驱赶随行。风雨兼程，昼夜不舍，千辛万苦，历时竟达一年，1938年11月抵达沙坪坝时，仅余20余头荷兰乳牛。在嘉陵江边的松林坡中央大学畜牧场，罗校长重逢这些南京“故人”，眼中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国立山东大学从青岛初迁万县，再迁沙坪坝，一路备受煎熬，设备损失殆尽，只得宣布停办，所余学生并入中央大学。
　　
陪都教育不只是一个地域现象。它能够撑持八年，完成抗战时期我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改变战前我国教育的失衡布局，奠定战后中国教育基本格局的新基础，首先基于战时正规教育路线的确立。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教育部设巴县青木关（今沙坪坝区青木关镇）。3月陈氏在渝就职，针对纷纷扰扰的教育议论，指出：“（一）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类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付之使命；（二）抗战是长期过程，不容许将人才孤注一掷，而必须持续培养人才；（三）国防的内涵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是必须培养的基本知识，就是造就各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四）学生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实为修学，平时如此，战时更宜悉力以赴。”

1939年，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蒋介石进一步阐发了“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他分析：“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战时生活就是现代生活。现在时代无论个人或社会，若不是实行战时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灭亡。”“因为我们过去不能把平时当作战时看，所以现在才有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作平时看，这两个错误实在是相因而至的。”蒋介石还说：“我们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我们在各部门中需要若干万专门的学者，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技工和技师，更需要几百万的教师和民众训练的干部。这些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供给，这些问题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解决的。”

1938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后，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发予贷金（公私立中等以上学生亦适用）。贷金额为每人每月8～10元，半额为4～5元。以当时松林坡中央大学为例，来自沦陷区的学生都拿贷金。徐中玉先生回忆：“当时六元钱作为伙食费，两元零用。在抗战初期，伙食倒不差。”贷金制度实行的最初一年，享受的专科以上学生有3万多人，中等学校学生2万多人。到1939年，享受教育部津贴的学生已达10～14万人。贷金制度是确保内迁学生能够继续求学的必要保障。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这是从小处看。从大处看，则是保障延续中国文化教育血脉的重要举措。

学习了见识了谢谢你荷花

继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