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浦氏三姐妹

浦氏三姐妹
资料来源：百度搜索——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浦安修
【按语：盼愿全世界千千万万彭氏中的媳妇阅读本文后能深受感动，向蒲安修女士学习致敬！】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曾先后出现过浦洁修、浦熙修、浦安修的名字。平民家庭出身的浦氏三姐妹，以其鲜明的个性及独特的经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或喜、或悲、或悲喜交加的角色。
三姐妹中的老三浦安修临去世前，曾对陪伴她的亲属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一奶同胞是三女一男。二姐走得太早了，她才华出众，够得上个女强人。可是，二姐的才华与命运并不成正比例，她是扮演了一名悲剧角色。大姐有福，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我是忧喜参半，虽然有一段坎坷，但晚年是幸福的。她对三姐妹的人生做了精炼的概括。
追求真理，终生奋斗不止
谦恭谨慎，一生幸福平安
著名记者，笔下才华横溢
蒙受冤屈，晚年凄然离世
热血青年，早年投身革命
伴随彭总，历尽坎坷人生
手足之情，难敌政治风雨
骨肉同胞，毕竟血浓于水
追求真理，终生奋斗不止
谦恭谨慎，一生幸福平安
在三姐妹中，大姐洁修是至今惟一健在的，１９９８年已九十一高龄。人说，洁修有福，一生幸福平安。其实，洁修的平安只是相对于熙修、安修那些过多的坎坷与磨难而言的。她的一生，也是在不断地奋斗追求、波澜起伏中度过的。只是，她没有受过过多的政治运动的冲击。
浦氏家族世代居住在江苏嘉定县。三姐妹的父亲浦友梧是个读书人，清代末年毕业于南京商业专科学堂，后供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母亲黄氏终年在家操持家务。大姐洁修出生于１９０７年。两年后，熙修出世。１９１７年，浦氏全家迁到北平，在这里小妹安修及弟弟通修相继出生。六口之家，全靠父亲的微薄薪水度日，只能维持温饱水平。
浦氏姐妹自幼上进要强。大姐洁修是弟妹们的榜样。洁修高中毕业后，父母认为女孩子多读书没有用，便让她终止学业，到一所教会小学去教书。洁修受科教兴国思想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在教书之余，瞒着父母，偷偷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公费生。被北师大化学系录取后，洁修一边教书挣钱，一边完成了学业，可见其吃苦与刻苦。
在大学期间，洁修恋爱了。男友杜春宴于１９３０年被公派到德国留学。两年后，大学毕业的洁修用自己教书攒下的钱，也远渡重洋，自费到德国去留学。两个相爱的人在异国他乡重逢，结下了白首之盟。
怀着为振兴祖国效力的共同心愿，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留德期间，他们双双参加了：“旅欧学生反帝同盟会”，声援国内人民的抗日斗争。１９３７年，杜春宴获博士学位，洁修也获得特许工程师证书。夫妇俩满怀报效祖国的热望回国。
然而，此时偌大个中国，已经没有知识分子安心搞科研的净土。他们回国与家人相聚仅两天，就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面对国破家亡的危机，一切爱国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投身到抗战之中。洁修夫妇于１９３８年先后来到重庆，杜春宴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东北救亡总会，并在工业研究所从事抗战物资的研制工作。洁修则先在大学执教，后到企业任工程师兼厂长，亲自研制并组织生产抗战急需的防雨布等物资，支援前方的战事。
在重庆期间，国民党曾两次掀起反共高潮，洁修夫妇掩护、帮助了许多共产党人，同他们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在进步妇女界领袖史良、刘清扬等人的引导下，洁修也开始投身妇女运动。抗战末期，她与进步妇女界的朋友们一起，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黑暗和腐败，为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做了许多工作。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５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半公开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在重庆成立，洁修和当时已成为著名记者的二妹熙修一起当选为理事。
１９４６年，洁修夫妇迁回北平。洁修一边担任振北制革公司经理的职务，一边与刘清扬、齐笑尘等人一起，发起筹建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北平分会，组织北平妇女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斗争。震惊全国的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事件发生后，洁修等人和北京大学生一起上街游行，抗议美军罪行，并以中国妇女联谊会北平分会的名义，和其他七个团体联合发表了《本市各界抗议美军兽行宣言》。
　　北平解放前夕，为了保护民族工业，洁修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带领工人把制革用的栲胶易地保存好，使振北制革公司解放后完好无损地交到人民手中。
为了安定民心，迎接解放，洁修冒着杀头的危险，把《大公报》记者彭子冈起草的《告全市人民书》送到印刷厂印刷，秘密取回后，又组织妇女儿童趁夜深人静时，挨家挨户地塞到市民家的门缝里。
新中国成立后，洁修辞去振北制革公司经理的职务，并把公司分给她的六千五百多元钱全部捐献给了福利基金会。她先后担任北京市工商联主席、北京市妇联副主席、北京市粮食局局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民建北京市委主任委员等职务。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日起，连任数届全国人大代表。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洁修半个世纪的心愿。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之际，她便向党提出过请求。由于她当时已是较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所以当时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感到事关重大，便去请示周恩来。周总理从统一战线工作的大局考虑，建议还是让她留在党外，在民主党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洁修愉快地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于１９４９年７月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这以后，她努力做好民建的工作，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同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
同洁修共同工作过的人都说，她有用不完的精力。无论是下基层考察、搞调研，还是准备提案，她都事必躬亲，亲自参加，发表意见。她一生追求真理，清正廉洁，甚至连该得的稿费、误餐费、劳务费都拒不收取。近年，她又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两万元钱捐给了希望工程，希望能使更多的失学儿童重返课堂。她相信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整风反右及十年动乱期间，她的许多亲人蒙受了不白之冤，都没有动摇她对党的信念。她严以责己宽以待人，民建会员一提起她，总爱称她为“我们德高望重的浦大姐”，可见她在人们心中的威望。
１９９１年，八十四岁高龄的洁修大姐病重住院。在病床上，她还念念不忘自己一生的追求，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这一次，她终于如愿以偿。
　　如今，年逾九旬高龄的洁修大姐还担任民建北京市委名誉主任。当笔者叩开她的家门去拜访她时，发现她仍在伏案工作，案头高耸着书籍、文件。她谈起民建会老一辈“爱国、爱党、爱会、爱学习”的“四爱”精神，仍是那样的深情与投入。她说，她正亲自撰写文章，把自己几十年来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体会告诉会员，把民建老一辈的优良传统传给后人，以了却毕生的心愿。
著名记者，笔下才华横溢
蒙受冤屈，晚年凄然离世
浦氏三姐妹中的老二熙修，曾经是抗战时期活跃在陪都重庆的著名女记者。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也历尽了磨难，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悲剧性人物。
熙修１９０９年出生在嘉定。她和大姐一样，也是靠半工半读完成自己的学业的。读高一时，因家庭经济拮据，她被退学。后来，她一边在母校女附小当代课教师，一边报考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用教学所得报酬缴纳学费。
在京华美专学习期间，熙修的艺术才华崭露。她的国画受到相当好评。至今人们提起熙修，一般只知道她曾是著名的女记者，并不知道她在绘画方面的才能。她画的国画早已散失殆尽，留在世上的惟一手迹，是被她父亲从旧货摊上发现并买回、至今保存在她女儿手中的一幅扇面。
也许，浦家姐妹与北平师范大学有着难解的缘分。继大姐洁修报考了北师大化学系后，熙修也拿着京华美专的毕业文凭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并如愿以偿。若干年后，小妹安修也考上了北师大历史系。
熙修在北师大学习期间，经人介绍与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的袁子英相识并结为夫妇，先后生下一儿一女。
大学毕业后，熙修先在北平的中学教书，１９３６年随丈夫迁到南京。她不甘心在家当“太太”，经人介绍，到《新民报》发行科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经理邓季惺派熙修顶替记者去采访一个大型歌咏会。熙修采访归来写成的特写见报后，她的才华引起多方注意，不久，便被调到编辑部，从此，开始了她长达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新民报》被迫从南京迁往重庆，在重庆的几年，是熙修记者生涯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这期间，她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和共产党建立了鱼水般的密切关系。她经常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采访，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通过自己的笔传达出去，周恩来和邓颖超常说：“小浦是我们的亲戚。”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都亲昵地叫她“浦二姐”。
　　熙修的采访作风深入，为了抢新闻，常常废寝忘食。她采写过宋氏三姐妹、史沫特莱；采写过防空哨兵、街头小贩。有一次，国民党参政会开会，由陈诚作军事报告，不让新闻记者参加，她就取得邵力子的帮助，躲在屏风后面暗访。
１９４５年，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在中共的倡导下，国民党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这时，已成为《新民报》采访主任的熙修，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会议的报道。她采写的消息及专访达十万字之多。她走访了全体政协委员，采写了三十九篇访问记，并根据每个人的政治面貌，爱憎分明地予以褒贬；对中共代表和进步民主人士，她倾注了拥戴敬重之情；对其他人物的报道也是生动翔实，用事实来说话。
旧政协会议期间，被国民党逮捕三年之久的廖承志终获自由。熙修写《廖承志访问记》，如实描写了周恩来等人前往祝贺拥抱的场景，文末又公开披露：据官方消息，叶挺将军也快释放了。造成舆论，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叶挺。
旧政协决议的墨迹未干，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李公朴、章乃器、郭沫若等六十多人被打伤。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社颠倒是非的新闻报道，激起进步舆论界的公愤。熙修等人决定发表公开信，抗议中央社造谣。熙修不仅在公开信上领衔签名。还四处奔走，得到同业四十二人响应签名。公开信登出后，终于使“较场口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抗战胜利后，熙修于１９４８年４月随报社迁回南京。不久，她与丈夫袁子英因政见不合，志趣差异太大而分手。一儿一女被袁子英带到上海爷爷奶奶处。她的心境非常孤寂，她用加倍的工作来冲缓内心的悲苦。她又成了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常客，在南京国共和谈中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
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３日，国民党为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又在南京下关制造了“下关惨案”。熙修得到消息后，迅速赶到现场。当时，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已经把下关车站团团围住，熙修不顾一切奋力向里冲，阴丹士林旗袍被撕破了，皮包、钢笔被抢走了，头发也被扯得一缕缕地往下掉，她仍然向里面冲。特务们手拿瓶子、木棒等凶器，殴打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等和平请愿代表，熙修扑到雷洁琼的身上，紧紧地护着她，自己的一侧身子几乎被打烂了。事后，熙修及所有受伤的人被送进医院，去看望她的人川流不息。
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返延安。熙修心里非常难过。她是被特务列入黑名单的人，处境也十分危险。妹妹安修捎信来，劝她必要时随中共代表团一道去延安，熙修没有同意。她想：国民党的统治长不了。如果她去了延安，就无法用自己的笔写出国民党政府死亡之前的社会真相。她要尽一个正义记者的职责。
１９４７年５月，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请愿学生，酿成“五二○”血案。熙修又一次不顾个人安危，率领《新民报》记者采写了事件全过程，用整版篇幅登出了事件真相的报道，引起读者巨大反响，也引起反动派的惊恐嫉恨。不久，《新民报》被勒令停刊。熙修没有停下手中的笔，转而为香港《文汇报》撰稿。
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８日深夜，正当熙修伏案撰写《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一文时，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将她逮捕。她在狱中表现得十分镇定勇敢。后来，在地下党的积极营救之下，经国民党立法委员丘昌渭出面保释，熙修才重获自由。１９４９年９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熙修作为代表之一，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周恩来总理把她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你就是坐班房的记者!”熙修激动不已。
然而，历史往往瞬息万变。此后仅仅相隔八年，这位坐过国民党班房的著名女记者，又成了所谓“章罗联盟”中的“能干的女将”，从此历经磨难，直至离开人世。
全国解放后，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的熙修担任了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抗美援朝期间，她三次赴朝慰问，回来后到全国各地去作报告，远至新疆。她写的采访报道后来结集成《朝鲜纪行》、《新疆纪行》等书出版。熙修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心，热情讴歌志愿军战士，讴歌党和人民政府，讴歌社会主义新中国。
万万没有想到，１９５７年那场“反右”风暴把熙修也卷了进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点名批判熙修为“章罗联盟”中“能干的女将”。熙修之所以被牵连进所谓的“章罗联盟”，与她同罗隆基的亲密友谊有很大关系。
熙修是在重庆认识罗隆基的。由于共同为民主和平而奋斗，遂结成密友。１９４８年熙修被捕，罗隆基积极奔走营救；罗隆基在虹桥疗养院受到特务的监视，熙修冒险去看望他，可见俩人相交之深。熙修佩服罗隆基的口才及文字功力，经常把写的文章拿给他修改。罗隆基性格开朗，恃才傲物，说话直言不隐，不免伤人，很多人不喜欢他。熙修的家人也一直反对他们接近，使得他们在困惑苦恼中一直保持朋友关系整整拖了十年之久。等到“反右”斗争把他们卷入，为了避免授人以柄，他们只能一刀两断，从此成为陌路之人。
应该说，不幸之中的熙修还算幸运，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保护，被打成“右派”的熙修还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保留了行政十一级的待遇。虽然一度被送去劳动改造，但由于身体实在不好，后来便被安排在全国文史资料室工作。
１９５９年开始给“右派”摘帽。心如死灰的熙修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她对女儿说：“我一定要争取摘帽。如果我不摘帽，就去死。”可见她的坚决。熙修真的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她对党深怀感激。过去，她曾积极要求入党，因为需要做民主党派的工作才留在了党外；这次她又动了心思，这在她１９６１年写的日记中可以查到。她自问：我现在能不能提出入党要求啊?天真的熙修没有想到，“摘帽右派”在人们心目中也还是“右派”，这个“帽子”不好摘啊!
不能再从事心爱的新闻工作，整天和文史资料打交道，熙修非常痛苦。她曾自嘲地说：“我不能搞新闻，只能搞旧闻了。”一句话，饱含着几多辛酸。政治上无休止地批判、检查，思想上极度的苦闷压抑，使熙修的身体逐渐垮了。１９６５年底，她被确诊患了直肠癌并动了手术。手术进行得很成功。如果她从此能安心静养，如果她的心情能稍微舒畅一点，也许……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熙修的处境可想而知。朋友甚至亲人都远离了她。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西城区的一间小平房里，没有人给她升火取暖，没有人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只有当年同是“右派”的老朋友费孝通，经常骑着自行车给她送去点费伯母烧的红烧肉解馋。她的癌又复发了，便血，一夜夜的呻吟哀号。住在她家后面有一户人家，那家好心的女主人刘嫂实在看不下去，来到了熙修身边照顾她的生活；熙修在《新民报》时的老领导、同是“右派”的邓季惺看不下去了，不顾年老体弱，早早起床去肿瘤医院为熙修挂号，催她去看病。在刘嫂的陪伴下，熙修在医院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手术，肠子几乎被掏空了。那时候，医院是不会给熙修这样的人精心治疗的。她术后排不出尿来，痛苦异常，一个男大夫就因为同情她，为她排尿而受到了批判。医院不给开止疼针，疼得受不了时，熙修就自己花钱买来药，由刘嫂学着为她注射。弥留之际，熙修躺在首都人民医院的走廊里，政协的一个工作人员俯身问她是否还需要抢救，她微微地吐一句“别费事了”，便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一代才女浦熙修走了。死时，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善良的刘嫂陪伴着她。这天，是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３日。
热血青年，早年投身革命
伴随彭总，历尽坎坷人生
安修的一生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说她幸运，是因为她很早便投身到延安这片热土经受锻炼，并与彭德怀结为夫妻；是因为她晚年终于看到丈夫的冤案得到平反，得以带着欣慰离开人世。说她不幸，是因为她与丈夫一起，历尽了残酷的批判斗争，非人的污辱折磨，时间长达二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
安修１９１８年生于北平。步两个姐姐的后尘，于１９３６年考上北师大历史系。早在上高中时，安修便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并成为“民先”的成员。进入北师大后，她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安修受党派遣，到山西牺盟会工作，不久，又被调往延安陕北公学学习。二十出头时，安修已经在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了。
１９３８年秋，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赴延安开会。在中央组织部组织的聚会上，安修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彭总，她上前亲切地与彭总握手问好。握着安修的手，彭德怀愣住了：这么美丽端庄、有文化教养的姑娘，在延安还真难碰上呢!彭德怀的微妙表情，被当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察觉了。彭总当年已四十岁了，虽然曾有过一段初恋，一次婚姻，均因为他离家出走参加革命而生离死别。李富春关心起他的婚姻来，他向彭总详细介绍了安修的情况，又找安修谈心，征求她的意见。安修与彭总的彼此仰慕与倾心，使这桩由组织部撮合的婚姻一拍即成。从此，安修伴随彭总南征北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彭总的英勇善战、耿直刚正、关心战士与群众、廉洁奉公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美援朝期间，安修曾经不顾彭总的反对，冒着敌机狂轰滥炸的危险，赶朝鲜到志愿军总部看望丈夫，关心他的冷暖安危。战争的危险与长久的分离，使他们的夫妻情义更加深厚。
和平年代，组织部门征求安修的意见，想把她安排在彭总办公室工作，安修回绝了。她不想沾丈夫的光，当变相家属。她要凭自己的能力，干出一番事业来。后来，她被分配回母校北师大从事教育工作。她工作得很努力，也很出色，不久就被提拔为校党委副书记。这一年，安修刚好四十岁。她精力充沛，踌躇满志，正是在工作上大显身手的时候。然而，一场摧残了她整整二十年的厄运降临了。
那是１９５９年的夏末。忧国忧民的彭德怀元帅，因为一封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为民请愿、说了实话的长信，就被批判斗争，一撸到底。在那个株连九族的年代，作为彭德怀的夫人，安修也随之陷进了深渊。在三姐妹中，大姐个性坚强，二姐柔中有刚，只有三妹安修，素来胆小脆弱，她能熬过这一关吗?
该来的还是来了。先是责令她交待问题，与彭德怀划清界限；随后开会批判，撤销职务，大小字报铺天盖地。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出卖自己的丈夫，“大义灭亲”；另一条是死守阵地，拒不揭发。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安修了解自己的丈夫，他是一个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功臣。现在，他已经含冤忍辱、伤痕累累了，自己怎么还能在身后踹上一只脚呢?她咬紧牙关，挨批、挨整，由它去吧!
随着彭总问题的不断升级，安修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只要她回一趟称作吴家花园的家，就让她揭发一次彭总的“反党言行”，还不能避重就轻，应付差事。安修毕竟性情脆弱，她觉得实在承受不起了。
这天，她违心地对丈夫说：“你就给毛主席写封信吧，检讨得深刻些……大丈夫能伸能屈，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检讨又不会丢人……”
“你让我怎么检讨!”彭德怀火了，“别人不了解我，还情有可原，可是你跟我天天生活在一起，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安修哭了：“你知道在单位，我受了多大压力，就是多年好友，见了我都绕着走，我的处境越来越难了。”
“都怪我，委屈你了……”彭德怀眼睛也湿了，良久，他对安修说，“你的路，你自己选择吧!如果和我分手，对你的处境和工作有好处，那就分手吧……”
这天晚上，安修回到学校，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她狠狠心，写了一封同丈夫分手的信，办了一件让自己后半生都内疚的错事。这封信，在杨尚昆、邓小平、周恩来的手里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杨尚昆的手中，谁都没有明确表态同意离婚。杨尚昆找人转告安修：彭总是犯了错误，但只要政治上划清界限就行了，不一定非离婚不可!
虽然没有离婚，可从那以后，安修不再回吴家花园的家，她实际上与彭总分居了。
世界上有些事，想躲是躲不开的。安修虽然与丈夫分居了，但在人们心里，她仍是彭德怀的“臭老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安修更遭受着围攻、毒打、抄家、批斗等一系列厄运。非人的处境中，安修分外怀念早已不知去向的丈夫。虽然她曾软弱过，提出和丈夫分手，但在那么强大的压力下，她却始终没有揭发过丈夫的一件“罪行”。不管被关到哪里，有一件东西，她一直珍藏在自己胸前的口袋里，那就是丈夫彭德怀的照片。
１９６７年夏季的一天，安修又被揪去批斗。高音喇叭里发出刺耳的叫声：“打倒杨尚昆!”“打倒彭德怀!”一听喊丈夫的名字，安修愣住了。自从在吴家花园分手后，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丈夫了，想不到今天夫妻俩在这种场合下见面。她抬眼望去，只见丈夫站在台上，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她的心也稳了下来。她被揪到台上。“浦安修，你现在就揭发反革命分子彭德怀是怎样里通外国的!”造反派头子在大叫。“我根本不知道他里通外国的问题。”安修不紧不慢地说，“这个问题，我不大相信。他怎么会里通外国呢?他又不懂外语，说话还得通过翻译……”造反派扑上来，摁住她的头。她的衬衣扣子被撕掉了，彭德怀的照片从怀里掉了出来。造反派头目大声吼叫：“就是这个浦安修，她居然把反革命分子彭德怀的照片揣在怀里!”顿时，与会者哗然。几个彪形大汉一拥而上，对浦安修拳打脚踢。“你们给我住手!”就在这时，年已七十的彭德怀不顾一切地冲到安修面前，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了安修。“你们毒打一个无辜的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于是，罪恶的拳头劈头盖脑地落在了这位共和国元帅的身上……
批斗会结束了。身上的伤痛可以忍受，内心的愧疚却久久地折磨着安修。就在刚才，丈夫为了保护她，奋不顾身地冲到她身边，为她承受着毒打。而自己呢，却在几年前为了保护自己，写了那封分手信。和丈夫一比，自己是那么脆弱，不懂事。现在，连向他道歉的机会都没有了……她设法弄来一瓶安眠药，一个人来到颐和园。当一百片安眠药进肚后，她便晕乎乎地朝湖水中走去……
安修没有死成。一对在湖边谈恋爱的男女青年发现了她。
她被造反派视为“顽固不化”，下放到山西临汾的“五七”干校。
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彭德怀元帅的追悼会在他去世三年后，终于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站在追悼会场上，安修泪如泉涌，悲痛欲绝。此时此刻，谁能真正理解她的心情?
年逾花甲的安修终于能扬眉吐气、堂堂正正地为党工作了。她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她觉得要做的工作太多太多，她没有权利休息。老区的人来找她反映情况，她热情接待，自送路费；含冤蒙屈的人来找她，她四处奔波，代为申诉。人们相信刚直不阿、为民请愿的彭老总，“爱屋及乌”，又把这种信任转到彭老总的夫人身上，安修怎么能拒绝呢?
除此之外，安修最搁不下的，就是整理丈夫在八年囚徒生活中写下的“交代”材料。这是反映彭总真实人生的实事求是的材料；这是坦诚表露彭总对党、对祖国、对人民赤子之心的材料；这是展示彭总面对邪恶大义凛然、保持高尚情操的材料。多少个不眠之夜，安修一字一泪地读着丈夫沾着血泪、和着悲愤写下的“交代”，她觉得拼着性命也要把它整理出来，告之国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彭总的这些狱中“交代”，完全是凭记忆写出来的，在一些方面难免有出入、笔误。为了弄清其中的第一个细节，安修需要四处查找资料，采访知情人。眼睛熬得红肿异常，医生警告她有双目失明的危险，她全然不顾。她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１９８１年，这些材料以《彭德怀自述》的名义出版，立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共发行二百九十万册，还被译成英、日、俄、朝等文字。安修把这本书的稿酬全部捐献给了太行山区的一所学校。她觉得丈夫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也会同意她这样做的。
在整理彭总“交代材料”的同时，安修还积极参加了《彭德怀传》的资料准备工作。她和写作组的人员一起，追寻彭总的足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实地考察、找知情人寻访……
８０年代后期，安修被查出患了乳腺癌。手术过后，她的身体非常虚弱。癌症反复发作，最后几年，她几乎是在医院度过的。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她放心不下的，是《彭德怀传》的写作工作。
１９９１年５月１日，安修从昏睡中醒来。她授意陪伴她的亲属拿来纸笔，由她口授、亲属执笔，给杨尚昆同志写了一封信，恳请他亲自审查彭总的传记并指派专人负责传记的审稿工作。她对亲属说，不把这件事办好，“我死不瞑目。”１９９１年５月２日，安修走了。两年后《彭德怀传》问世。
手足之情，难敌政治风雨
骨肉同胞，毕竟血浓于水
浦氏三姐妹虽出身于平民家庭，但都要强上进，加之天生丽质，年轻时堪称“三朵金花”。至今九十多高龄的洁修大姐，仍皮肤白皙，面容清秀，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
三姐妹的童年生活，尽管比较拮据，但充满温馨与欢乐，互助与友爱。母亲身体不好，生下安修不久，便把她交给熙修照看。熙修比安修大九岁，她和安修同床共枕十多年，包下了妹妹大部分衣服的裁剪缝制及毛线衣帽的编织。所以在三姐妹中，熙修和安修的感情最深。熙修结婚时，安修伤心地大哭了一场。母亲去世后，父亲去南京工作。婚后的熙修没去与也在南京的丈夫团聚，而是留在北平与安修和弟弟一起生活，靠自己的微薄工资担负着照顾他们的责任。远在德国留学的洁修也省吃俭用不时寄些钱来接济他们。直到安修考上北师大，到校寄宿，熙修才带着一双儿女和弟弟赴南京。
抗战期间，洁修与熙修在重庆，安修与弟弟通修在延安。尽管分处两地，但姐妹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为抗战尽力。直到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安修随彭总到重庆，三姐妹才重新欢聚在一起。安修舍不得离开二姐，还在熙修家里住了一晚，姐妹俩有说不完的知心话。
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８日，熙修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大姐洁修听到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即赶到南京，和父亲一起多方奔走营救。当得知徒劳无效时，洁修欲哭无泪，只能托好友给妹妹送去日常用品，代为探视。姐妹之情溢于言表。
战争岁月，聚少离多，但是只要条件允许，姐妹之间一定互通音讯，彼此关心鼓励。
全国解放后，三姐妹团聚在北京。本以为姐妹之间会更加亲密，本以为从此可以过太平安宁的日子。哪曾料到，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熙修首当其冲受到批判；随之１９５９年彭老总在庐山被错误批判，安修在政治上也被打入了冷宫。
熙修的问题一公开，大姐洁修坐不住了。她是一个政治上非常要求上进的人，她不能允许自己的妹妹犯错误。她多次去找熙修，言辞激烈地要求熙修“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和罗隆基彻底划清界限”。安修也来了，言词虽然很和缓，也很同情二姐的境况，但她毕竟也是党的人，她也劝二姐要好好检查自己的错误，不要想别的，既然党说你错了，你就是错了。就连熙修的一双儿女，也认为妈妈是“资产阶级新闻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劝妈妈要加强自身世界观的改造。熙修真真地是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了。在外界及亲友们的压力下，熙修违心地交代了好多问题，她一夜夜不能成眠，精神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
两年后，安修也自身难保。“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政治压力下本来就很脆弱的亲属关系更加脆弱了。除了熙修和安修同病相怜，偶有来往外，其他亲属几乎断了联系，就连熙修的一儿一女，因为在外面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不敢经常回家看望妈妈。熙修的最后几年，一直是非亲非故的邻居刘嫂照顾的。一次，在北师大劳动改造的安修偷偷跑去看二姐，顺便洗个澡。熙修看到安修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心地抱住妹妹，姐妹俩痛哭了一场。
熙修临去世之前的痛苦，从未对别人说过。那时，除了癌魔的折磨，她还患了严重的褥疮，整天流脓淌水的，身体的痛苦尚可忍受，最难忍的是精神上的孤寂，她在日记中写道：“亲人们也都不来看我了，真痛苦……”
女儿打电话来，告知妈妈她要下放到干校去劳动。熙修知道再也见不到女儿了，电话中她哭了，她强忍悲痛对女儿说：“去吧，好好改造……”女儿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妈妈。
如今，洁修老人提起两个妹妹，只是反复说，姐妹关系很好，其他的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熙修的女儿谈起妈妈，会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对于母亲去世时自己没有守在身边心怀愧疚。她说，三姨在世时，也经常对她说起“你娘如何”，怀念之情可见一斑。好在安修去世时，亲人们都守候在身边；好在那个使亲人分离、朋友反目的年代已经过去。
毕竟，血浓于水，骨肉亲情是割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