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谈谈老船王——卢作孚谈谈老船王——卢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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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去世之谜
1952年2月8日晚——卢作孚去世之谜
——重庆晚报
1952年2月8日晚,被誉为“一代船王”的卢作孚在重庆猝然去世。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获悉消息后,无不感到惋惜,并对卢作孚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自幼家境贫寒的卢作孚,在成为声名远震的爱国实业家后,如何走完最后一段人生道路?
本报XXX记者对卢作孚先生猝然而逝之谜展开了调查。
猝然去世,令人惋惜
1952年2月9日上午,重庆市中区民国路(今渝中区五一路)20号金城银行宿舍,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被称为“一代船王”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于昨晚不幸去世。
“卢作孚先生去世了”? 51年后,记者来到渝中区人民公园,和几位70岁左右的“老重庆”旧事重提,老人们回忆:当年,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几乎都这样重复着问了一句。“谁也不愿相信,重庆人引为骄傲的卢先生会突然去世。”
卢作孚是怎样一个人?几位“老重庆”介绍:卢作孚是地道的重庆人,解放前,名震全国的民生公司就是他创办起来的;民生公司在长江上航行的轮船,“有上百艘”;特别是在“抗战”(抗日战争)初期,他指挥民生公司的轮船,把大量后撤的物资和人员从宜昌运到了重庆,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几位“老重庆”对卢作孚的景仰、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每月9日,老民生公司职工都要自发地来这里聚会,叙说几十年前的航运经历。谁也没忘记卢先生”。一位老人还告诉记者,他虽然不是民生公司职工,但在当年,他父母就是带着他乘民生公司轮船逃难到重庆的。“所以我也经常参加老民生公司职工的聚会”。
“老重庆”们对卢作孚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那么生在重庆的中、青年人呢?记者随意调查到的情况是:一些中年人听说过卢作孚其人,年轻人中,对卢的名字则陌生了许多。
令记者疑惑的是:卢作孚去世已有半个世纪了,对他的死因,几位“老重庆”竟都摇头不说,“在那个年代,哪个说得清楚哟”。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出生的中年人,对卢的死因更是一头雾水,有的还怀疑:“那时重庆才解放不久,他是不是被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卢作孚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无不扼腕叹息,周恩来深表惋惜地说:卢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党和政府方将畀以重任,以展其长才,可惜竟遽尔辞世!
1952年5月1日上午,在首都“国际劳动节”庆典开始前,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十分惋惜地对张澜说:“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黄炎培谈到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说,对卢作孚还念念不忘,他说,“有4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北碚的开拓者
8月15日,在北温泉公园,记者在公园办公楼前的宣传栏上,看到了有关卢作孚和公园的介绍:原来,北温泉公园就是卢作孚1927年担任嘉陵江三峡(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峡防团务局局长时,亲手修建起来的。
事实上,解放前,包括北碚公园在内的整个北碚城区,都是卢作孚设计、建设的。目前北碚公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列出的12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中,有10项和卢作孚有关。
北碚区政协社会事业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肖春艳告诉记者:1988年、1993年,北碚区政协先后编辑、出版过两本纪念卢作孚先生的专辑;卢作孚纪念馆也建在了北碚。“卢作孚是北碚的开拓者,北碚人是不会忘记他的”。
西南师范大学于1997年4月成立了“卢作孚研究中心”,该中心副主任周鸣鸣对卢作孚其人其事推崇备至。她介绍:目前,全国专门研究卢作孚的组织机构就有4个,已经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她说:“卢作孚是一位热诚的爱国主义者、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教育家、一位乡村建设的探索者和实践家,还是一位著名的民族实业家”。
周鸣鸣还向记者介绍了卢作孚在北碚进行社会改革的情况:“卢作孚出任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前,北碚是一个十分落后的村庄,沿嘉陵江地区兵痞盗匪横行,群众思想愚昧、落后,社会治安极其混乱”。
1927年2月15日,卢上任后,一方面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亲率学生、士兵到各乡镇、山区巡查,清除匪患;一方面对匪徒进行分化、感化。“这样,他首先就在当地建立起了安定的社会秩序”。
在此基础上,卢作孚通过在外招聘和在当地招募、训练人员的办法,解决了建设所需的人才问题。“随后,他施行了各种有效的措施,一边推行民众教育运动,同时对北碚狭窄、破败的街市进行改造,一边根据当地丰富的煤矿资源,建起了北川铁路,促进煤炭生产的发展,还办起了石印社、织布厂等——一个全新的北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抗战”中的巨大贡献
据《我的父亲卢作孚》(作者卢国纪,卢作孚次子,现为民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北碚的开拓者卢作孚》等书介绍,卢作孚于1893年4月14日,出生在合川北门外杨柳街的一个小商贩家庭,有一兄两弟两妹。卢小时家境十分贫寒,小学毕业后就再没进正规学校读过书。在16岁以后,卢作孚先后到了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在刻苦自学的同时,接受了进步思想,树立了教育兴国、实业兴国的抱负。
8月18日,在渝中区新华路83号民生实业有限公司(1984年4月重建),有关人员向记者特别提到:早在解放前,卢作孚就提出了“中国的富强在于教育”等见解,并亲身倡导、施行;还在北碚工作期间,他就专门设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致力于中国西部的发展,“他的思想和实践,为当时乃至解放后中国的经济建设,积累了的经验,提供了一定的发展基础”。
卢作孚实践其抱负所做的3个试验——成都通俗教育馆、北碚的乡村建设和民生公司,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取得了成功。其中,1925年,民生公司建立后,改变了当时外国轮船横行长江的状况,收回了川江的内河航运权。抗战时期,民生公司在卢先生的带领下更是贡献卓著,彪炳史册: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形势万分严峻。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500余家工厂必须立即撤退。卢作孚调集民生公司在长江中、下游的轮船,以镇江为接运地点,昼夜不停地运往长江中、上游;
——随着战局的恶化,国民政府决定由南京迁往重庆,民生公司又担负起接运政府机关到武汉、四川的任务;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拥塞在宜昌的3万多人员和9万吨以上的军工物资继续抢运入川。“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都交付在这里,一旦遭到损失,后果不堪设想”。而此时,日军又正在进攻,长江上游却滩多流急,船只太小,运输能力有限,而且枯水季节即将来临,情况极其严重。这个时候,身为交通部常务次长、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的卢作孚,从武汉乘飞机赶到了宜昌,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制定出最佳运输方案,在40天内,完成了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人民不会忘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此时,卢作孚正在香港处理民生公司事务。在中央的精心安排下,1950年6月15日,他顺利地抵达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的多次接见。10月,他返回重庆,又受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及重庆市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市委书记、副市长曹荻秋、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先后接见了他。
1951年上半年,卢作孚指挥民生公司将停泊在香港的18艘,共价值5千多万美元的轮船,陆续驶回祖国大陆,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增加了重要的运输力量。
无疑,新中国成立后,卢作孚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希望。谁也没想到,1952年2月8日——也就是在他指挥民生公司的18艘轮船驶回上海、广州几个月后,卢作孚会选择这样一条路告别人世。
一位长期从事文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且与卢氏家人相熟的学者,介绍了卢去世的原因和经过:1951年夏,民生公司的财务出现了困难,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政务院决定贷款1千万元(旧币),并在1952年春民生公司实现公私合营前支付。卢“心情十分喜悦和振奋”。随后,“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材、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中央人民政府发出通知,暂停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和投资。卢作孚顿时感到非常失望,他不知道:中央此前电话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民生公司不受这个限制,“要多少,给多少”。
然而,民生公司一负责人得此消息后,并未转告卢作孚。卢的精神受到了极大打击,而此时,长江航运业十分萧条,民生公司于1945年底向加拿大订购的9艘“门”字号轮船,分期偿还贷款需要大量资金,一些工人也不理解公司处境,叫着要求按时发放工资,致使卢作孚一下子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据知情人介绍,在当年的境况下,起码有两方面直接原因逼迫卢作孚走上了绝路:
“三反”、“五反”运动先后开展起来后,一名从低级职员培养起来的民生公司职工,也公开指责他;更让卢作孚痛心的是,他多年来视如亲子的一名随身侍者,在2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也站出来要和他“划清界限”,让卢作孚感到悲愤交集。
2月5日,民生公司在枯水季节航运的“当家船”——“民铎”轮在重庆下游猪牙子触礁沉没。卢作孚带着救援人员前去查看,见沉没的轮船难以施救,他“痛惜万分”,“怅然而返”。
2月8日,在种种打击下,卢作孚于当晚服下了大量安眠药自尽。
1980年,中央为卢作孚作的结论再次肯定了卢作孚的一生:“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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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辍学,自学成才,历岁开馆办补习学校,讲授中学数学。边教书边自学,编著有中等代数、三角、几何学等最新讲义,所著《应用数题新解》一书,当即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发行。
辛亥革命初,他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随后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中国少年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务主任,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因四川军阀混战,中途被夭折。
1924年,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然而红火一阵,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由此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而这一切,又以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于是,他于1925年秋,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当初筹资极为困难。幸亏得到友人支持,筹得8000元资本,亲赴上海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
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唯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与此同时,民生公司也发展很快,到1929年又新制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230吨,航线从嘉陵江渝--合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线。当年,卢被刘湘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
此时正值外国船只横行川江,日本的太古、信和、日清及美国的捷江等轮船公司,凭着强大的实力,大幅度降低水脚,企图挤垮华轮公司,独霸川江。竞争非常激烈,华轮公司面临破产境地。面对这种形势,卢作孚挺身而出,明令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都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迫使日清公司接受中国海关检查,开创了外国船只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提出外轮冲翻中国木船必须赔偿损失,和"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等等,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严重打击了外轮的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主张将川江所有华轮公司联合组成一个公司,一致对外。于是从1930年起,在川江航线上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的活动。凡是愿意售卖轮船的公司,民生公司予以收买,凡愿意同民生合并的公司,其轮船财产均以较高价格折价,然后用部价现金偿还原公司的债务,其余作为加入民生公司的股本,人员全部接收,量才录用。如此,不到一年,即合并了重庆以上航线的7个轮船公司,接收轮船门只。接着便向重庆下游扩展,又合并了7个公司。刘湘、刘文辉等军阀的船只亦以高价收买入股的方式,变成了民生公司的产业,从而合并和收买华商轮船28只。到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和一个英国轮船公司在竞争中垮台,11只大轮船为民生公司收购。日清公司由盈转亏,太古、伯和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这时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2只,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有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手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卢坐镇武汉、宜昌等地,具体指挥。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军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不顾日机狂轰烂炸,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这次抢运行动,瞩目中外,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在这段时间中,民生公司又收买了由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轮公司轮船70多只。是时,船只最高时刻达到 137只,36000余吨位,拥有职17000余人。不仅独占了川江航运,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而且还控制了许多其他重要企业,除附属民生机器厂,为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外,并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各行各业中的78个企、事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卢本人曾担任了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战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向沿海远洋发展的基地,增辟由上海到台湾。汕头、香港等南洋航线和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等北洋航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公司分公司或办事处。同时又与金城银行集资100万美金,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入海轮3艘,把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到1949年拥有各种船驳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赠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1952年2月8日在重庆不幸逝世。毛泽东曾称赞他是我国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中共中央赞许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卢作孚之死
人们都知道,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侯德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而这个中国人不能忘的卢作孚,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自杀,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的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个字。
  
跟张謇相比,卢作孚只能算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不过,他却是第二代中的翘楚。他以一条百吨的小轮船起家,十几年就发展成为拥有几百艘轮船的航运业巨头,民生公司的客船,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尘不染,服务生彬彬有礼,一副学生模样,客人上船,无论贵贱,一律有舱位,有饭吃,有水喝,但是却没有其他客运船上常见的黄、赌、毒。民生一出,当时横行于中国江河湖海的外国公司太古、怡和、大阪,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都为之黯然失色。
  
尽管卢作孚一手打造出民生公司这个航运巨子,但他却并不认为公司是自己的。解放以后,在全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提上日程之前,他就把公司交给了国家,实现了公私合营。卢作孚一家,过着最简朴的生活,布衣素食,连自己办公的桌椅都是公司的。按道理,像卢作孚这样的人,在一个以反贪污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但是局势的发展,却出人意料。我们知道,在共和国历史上,“三反”、“五反”属于一个运动,“三反”在前,主要针对国家干部,“五反”在后,主要对付的是私营资本家。在“三反”阶段,卢作孚就陷入运动漩涡里,成了某些运动员的猎物。查账的人来了,动员大会开了,面对面、背靠背的揭发开始了,或明或暗的,都瞄着卢作孚。一天,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有人揭发,卢作孚在某次上北京开会期间,收买公司的公方代表。揭发者不是别人,恰是卢作孚的通讯员,一个从小被卢收养的孤儿,一直被卢视为自己儿子一样的人。
  
卢作孚死了,很是经过些大风大浪的他,对于这种群众运动的压力,完全不能适应,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留下遗言,要家人把借用公司的桌椅还掉。后来很快就查明,所谓的收买公方代表事件,不过是卢作孚和公方代表一起上京开会期间,他个人掏腰包一起吃了一顿饭。除此以外,在卢作孚身上,查不出任何一个哪怕细微的问题。
  
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企业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成长起两代人来。在与外国资本角力中杀出来的第二代,不仅学养、素质堪为社会精英,就是经营方式,也中西贯通,令西人叹为观止。只是,这两代人尤其是后一代人,在进入新中国之后,基本上没有发挥多少作用,过急过快的改造,“猪没养肥就杀了”,使得这些人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拿定息的食利者。当中国人再次意识到市场经济的价值时,这些企业家大多已经人去灯熄,不死的也已垂垂老矣,国人不得不再一次从头再来,重新培育自己的企业家。又过了几年,人们发现,跟当年企业家多由社会精英、书香门第出之不同,新生代的企业家鱼龙混杂,就是那些最优秀的分子,所作所为,也经常令人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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