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张学良终身之恨：我的一生是被日本人毁了

（一）　张学良不抵抗因为判断错误吗？




张学良不抵抗是因为自己对日军的意图“判断错误”，这是近年很流行的说法，主要凭据是张学良自己的回忆口述，但是问题在于口述历史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一个是当事人自己的记忆错误和选择性记忆，另一个是鉴于当事人的处境有时不得不隐讳一些说法。人们质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曾电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说法，就是因为其来源是当初张学良部下的回忆录，迄今没有见到当初的电报原件。回忆录，口述历史都只能作为参考，原始文件，电报，信件，乃至当事人的日记，都比多年以后的回忆更具有可靠性。




下面我们用更多的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论述这一个问题。




首先，人们在这里都忽略了一个逻辑，如果是“判断错误”，以为日军是“例行的挑衅行为”，而不是真的要“侵占东三省”，那么即使如此，怎么说日本人也是在炮轰北大营，难道就不能“自卫”吗？为什么要“不抵抗”呢？实际上，大背景是“打不过”，所以才会在面临挑衅时尽量避免冲突，以防“事态扩大”。




那么是谁认为打不过呢？简单的说，张学良认为以东北军的力量，打不过日本，他希望“全国抗战”，“全国抗战”的话，东北军自当为先锋，否则以东北军的力量和日本单独作战，是“无谓的牺牲”，而蒋介石认为，当时国内军阀割据，共匪作乱，粤系也在广东另立中央，此时和日本作战，中国是“自取灭亡”。




一九三一年夏天，日本为制造侵占东北的借口，正频频挑起事端。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得到日本袒护的朝鲜农民，强行在中国农民的耕地上开掘又宽又长的引水渠，当地官民，反复劝阻了一个多月，毫无效果。七月二日，日警竟向中国农民开枪，造成了震动全国的惨案。同时，日本在其殖民地朝鲜造谣，说鲜民在东北遭到了迫害，从而煽起了惨杀华侨的大风潮。于是，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抗议，北平的多家报纸发出了明确警告：这是日本武装侵略东三省的“先声”，东三省“前途危机”。 此即“万宝山事件”。




一九三一年七月初，躺在病床上的张学良(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担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因患伤寒病住进北平协和医院。) 接到“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风潮的报告，得知东北形势严重，大有开战之势，十分焦虑，但他认为东北军如单独与日本作战，后果不堪设想，故于六日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１）　但同时，他非常渴望全国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于是代表东北集团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应“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并“直接抵抗日本侵略”。（《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北京版第1册，第425页）




当时，正在江西忙于第三次“剿共”的蒋介石，特意在庐山召集会议， 讨论张学良的建议，结果，决定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二日，蒋在其复电中说：“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２）　。国民党中央常委于右任也向张学良表示：“目前以平定内乱为急务，希望东北同志此时切勿轻率对外行动”（３）。这里所说的“内乱”，指江西等省的红军，也包括集中在广东的国民党反蒋派(五月二十八日，汪精卫、陈济棠等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通电，说“不先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揭开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这时拥有六万军队的石友三，受日本和广东的策动，在河南发动了叛乱，蒋的中央军配合张的东北军，南北夹击，迅速平定了叛乱。但为了平叛，张学良又从东北调入关内六万东北军。上年九月十八日，在蒋、冯、阎大战中，为了支援蒋介石，压跨阎锡山、冯玉祥，从而赞助中国统一，张学良已派十二万精兵入关。至此，东北军大部分精锐部队，都离开了东北。但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认为“赤祸”是中国“最大祸患”，“中央决以全力扑灭”。为了使张学良更加坚信国民党中央的决策，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蒋又一次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铣电《“九?一八”事变史》、《从中国看“满洲事变”》)。




当国民党中央一再忍辱退让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已经做好了发动战争的种种准备，剩下的就是制造和寻找借口了。七月，关东军制定了“柳条湖炸车计划”，驻沈阳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也在兵营里架好了从东京运来的重型攻城炮，北大营、飞机厂等重要目标，都在炮上标好了距离刻度，发射时只须对准刻度就行了。“最好的”机会和借口自然很快就找到了。八月十七日，日军公布了中村震太郎一行所谓“遇难”的“调查报告”。现役军官中村等四人，到不准外国人进入的兴安屯垦区搞军事间谍活动，于六月二十六日被我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处死。日本军部隐瞒真相，歪曲事实，借此在整个日本迅速煽起了战争狂热，日本青年军官们在东京靖国神社为中村祭灵时，纷纷割破皮肤，用鲜血在白布上涂成太阳旗（日本国旗），剩下的血则互相喝下去，以示侵占中国东北并为中村复仇的决心。陆军大臣南次郎关于“满州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的”讲话在日本公开发表后，日军将出兵“满蒙”的传说，传遍了整个日本。南京政府也获悉了这些情报。

八月下旬，驻沈阳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研究了日方一连串的军事活动后，发觉关东军即将发动战争，即写成报告，赴北平面呈张学良，请求回师御敌。张学良一方面难以忍受日本的种种挑衅和污辱，另一方面，也感到和平方式难以制止战争，乃再次密电蒋介石：“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值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则党国幸甚。”（４）。这就是说，对外应该抗日，对内应当和平解决。他在另一电文中又说：“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为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４）。既然关系东北“存亡”，且 “非藉武力无以确保”，当然是意识到日本想要侵吞东三省的意图，并请求抵抗了。




但蒋认为张在“安内”大军已发之时，请求一致抗日，无异于动摇军心，因而颇为不快，复电只强调说“剿共”和解决广东皆为必要，余则只字未提（４）。蒋后来曾说：“中国若有适当之国防实力”，当“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风潮发生时，就应对日“绝交宣战”，但是，由于中国国力太弱，如果贸然开战，“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为了避免亡国，只好靠妥协退让来争取和平了。但对共军，却“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张学良与蒋相仿，也把日军看得过于强大，他两次全国抗战的请求都被拒绝了，而他又认为东北军孤军作战，不过是作“无谓的牺牲”，而且，还可能“扩大事态”，给国家和人民招致更大的灾祸和苦难。因此，还不如忍辱退让，以便保存实力，并维持与中央政府的亲密关系。




前面的这些资料说明，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看清，日本要武力侵占东北了，而且张学良多次请求全国抗日，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正面答复，南京政府的基本态度是“此时不是中国对日作战的时候”。9月14日，正在锦州小岭子为其父治丧的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紧急召见其部下李济川，李向张作相报告了盛传日军要对东北“实行武装占领”，“多门师团的部队已开到（沈阳）南站，日本在乡军人都发了武器，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作相令李马上去北平，“请示张学良究竟怎么办，是准备抵抗，还是屈膝求和”，当晚李到北平协和医院拜见张学良，张重复了驻日公使汪荣宝前些天讲的话：“日本各地都在搞游行示威，跃跃欲试，想以武装占领东北”，张学良让张作相赶紧回沈阳，让李转告张作相，蒋介石告诉他，“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到了事变前夕，张学良已与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在如何对待日本武装侵略东北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于是，他就切实奉行不抵抗方针。这时，他与国民政府一样，都已得到多种情报，表明日军即将“武装占领”东北，他当时对部下的讲话，就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张学良又说是判断错误呢？事实上，打既不行，而日本中央政府在事先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事后又不断地有“不扩大事态”的表态，张学良当时心存很强的侥幸心理。皇姑屯事件时，关东军原来就打算借机侵占东北，东北当局应付过去了；易帜之前，日本又强横地以武力相威胁，也应付过去了；后来的铁路问题等等交涉，一直拖延搪塞。“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　（沈云龙等《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湾，第181页）　怕刺激人家，怕让人找到借口，既不做应变的计划，更不做应变的准备。九月六日，张又一次密电东北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同日，张拒绝了阎宝航等人把关内东北军“赶快回调”东北的建议，只是一再派人去日本恳求和平，甚至内定牺牲(下令处死日本间谍中村的)关玉衡团长，以为万般忍让就可使日本政府控制住其军队。岂不知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根本利害关系上是一致的；而在豺狼面前甘当羔羊，反倒纵容了豺狼。十六日，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已经获悉情报，中国军队很可能不进行抵抗，他们便信心十足地决定，无论中国军队是否应战，沈阳城必须首先占领。

二） 张学良到底有没有收到蒋介石或者南京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 张学良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过蒋介石给他的不抵抗的命令，甚至还在九十年代（当时他还在台湾）多次否认这种说法，但是张学良的很多部属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在各自的回忆录中众口一词地说到，张学良接到过“不抵抗”命令。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回忆说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曾经亲自到石家庄面嘱张学良不要抵抗。张学良的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说：九月十八日夜间，据荣臻电话报告，“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还有秘书回忆说，张与荣臻通过电话后，立刻往南京军委会打电话(这时已到十九日凌晨了)，得到的指示是“不能打”，待报告国际联盟处理。洪钫还回忆说，二十三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南京见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张学良在十九日致国民政府电(实际是转呈部下荣臻皓电)中，说“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首先公开使用了“不抵抗主义”这个词。此后，“不抵抗”的发明权，到底属蒋还是属张，一直有争论。在事变发生的最初几天里，张学良，把他下令不抵抗和各地迅即沦陷的情形，向报界毫不掩饰地公布出来。这在当时也是针对日军造谣说东北军首先破南满坏铁路的说法，但在后来，在私下他曾多次表白过自己的苦衷，说他是在“奉命”行事。 蒋介石在公开场合未曾使用“不抵抗”或“不抵抗主义”这两个词。 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示对日国策时说：“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民党中央发表了的《告全国同胞书》其主旨与蒋介石的讲话完全一致，翌日国民政府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也说“政府此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当时的《大公报》及后来的许多著作（如旅美学者梁敬?之大作《九?一八事变史述》等），都已指出：国民党中央在事变前后所采取的对日政策，与张学良公开讲出的“不抵抗主义”，实际完全一致，只是用词不同而已。 至于张学良在九十年代会见日本记者时谈到中央政府要张学良“相机处理”之类的电令，有没有呢？查阅张学良当时的亲信王化一先生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的日记，说张在十九日天亮以前给沈阳的回电，便是“相应处理”。但王化一在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已请示南京，命令关外不准抵抗，大好河山，行将断送倭奴之手”。 无论张学良的那些部属的回忆录是否准确，前面的档案资料已经证明，在九?一八事变前的紧张局面下，张学良和蒋介石已经就如何处理可能的突发事件达成了“力避冲突”的共识；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天内公开发表的大量原始文献，也说明了事发之后，张学良的处理方式得到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赞同，所以，九?一八当晚有没有行诸文字的“不抵抗”命令已经不重要了。而王化一的日记证实，事变刚刚发生后，南京政府确有“关外不准抵抗”的命令，二十三日国民政府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也佐证了这一点。













三）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呢？




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并不是在军令下被迫执行的，而是因为他和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有一致的认识。张学良曾于一九二一年秋去日本参观军事演习，亲见日本国势和军力之强盛，他亦深知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十分强大。一九二八年，他所以实行易帜，归服国民政府，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举国合力对抗日本侵占东北的图谋，否则的话，他大可以在日本的“保护”下做他的“满洲皇帝”。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日，他在致蒋介石先生的电报中说，如以武力对付日本，“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




九月十九日午夜，张学良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拚，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以后，张学良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分别讲话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



由这些情况看，张学良对中央政府是有依赖心理的。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要是不顾中央政府的态度，单方面抗战，固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不过，这样的事情，并非具体的战斗，战役，需要指挥员因地制宜，而是涉及两国是否因此开战，涉及整个国家和战之计的大事，地方当然不应该擅做主张。蒋，张如果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则执行的政策即使是错误的，下级应该是没有责任的。不过，当时蒋，张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带有合作者的意思，因此张仍然有很大的责任。




蒋介石对张学良决策最大的影响就是，张知道擅自开战，他得不到蒋的全力支援，而东北军单方面的抗战，只是“无谓的牺牲”，张学良不愿意做这样的牺牲。蒋介石毕竟是代表中央政府，东北地方面临如此大事，既要在力量上依赖中央，又会在总体上影响全国，因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个原则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东北虽然在内政上自成一体，但在外交上，还是中央作主的，只要看看中东路事件的处理和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外交努力就可以明了这一点。在面临事关外交的大事，东北当局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行其是的。

中东路事件实际上在开战与否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蒋是竭力怂恿东北对苏用武，信誓旦旦全力支持。但由于后来国内爆发蒋，冯内战，中央军无力北上援助与苏军苦战的东北军，从而导致失败。这也是张学良一再强调“全国抗战”的原因。１９３１年中国国内的形势比１９２９年更加险恶，国共内战扩大，宁粤分裂，中国一时有三个中央政府。东北军若独自对日开战，张学良自然担心既保不住东北，又损失自己的力量，同时还搞坏同中央的关系，并要冒为国家招致全面战争之巨祸的指责。因此，如果蒋在九一八时的态度有他在中东路事件时候的一半积极，张学良和东北军也许就不会毫无作为的“不抵抗”了。

　　　


而１９３１年的中国无力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恐怕也是事实。我们作为后人看清楚了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可以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的“下克上”，只要东北军能够给与他们相当的打击，日本人可能就会因为内部的不和而退缩。实际上，这也还只是一种假设，而当时的人，从中央政府，东北当局，外交官员，几乎没有人认为有这种可能性的。即使是主战的人也只是认为“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




比如，蒋介石派到日本去探听情况的齐世英回来后，蒋只问齐一句话： “日本怕不怕我们打仗？”

齐回答说： “根据我的看法，日本现在不怕我们打仗......目前愚意以为还是要同日本交涉，不可以跟日本作战。” (沈云龙等：<<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146-147页)



蒋介石也认为日本人不会轻易罢手，蒋在九月十九日 、二十日、二十二日留有如下的日记：

　　『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吁，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祸之意......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呜呼，痛哉！』九月十九日日记）

　　『日寇野心既一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九月二十日日记）

　　『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於是开 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九月二十二日日记）




蒋对通过外交方法解决事态的侥幸心理也与张学良如出一辙，他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有：

　　『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家内部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台湾出版的《蒋总统秘录》记载：二十三日，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派其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到达南京，请示机宜， 蒋总统也对之指示听候国联仲裁如左： 『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三）省地位， 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日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日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分歧在于，张学良虽然在最开始时对顾维钧的直接和日本交涉的建议有所保留，但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他渐渐希望能够通过和日本人直接交涉，作出一定的让步而使日军撤兵，而蒋介石则倾向于不同日军直接交涉，单纯地寄希望于国联。张学良最终服从了中央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所以中国后来的方针基本上是拒绝同日本交涉，而期盼国联主持公道。但是，蒋介石在三年以后总结教训时说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　 显然蒋认为当时是应该和日本直接交涉的。（《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 吴天威 美国）




在国际上，由于非战公约的签订，由于东北“三国干涉换辽”的历史，使得中国中央政府和东北当局在出现问题时，都倾向与利用国际干涉，而不是武装冲突来解决问题。英国公使蓝浦生（Miles Lampson）也认为张学良的命令（指东北军不抵抗，避免和日军冲突）显示了张“明智的判断”。（转引自 《顾维钧与九一八事变》 林振宙 中华民国九十年）




在军事上，当时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多数都在关内，驻防关外的东北军人数虽然多，但多是省防军，而且分驻各地，日军的朝鲜师团是在事变后三天就越境进入中国东北的。要同日本在东北进行一场一定规模的战争，是需要调关内的东北军回防的。而在华北，中原大战，石友山叛乱的烽烟刚熄，局势仍然紧张，日本在华北又有驻屯军，如果东北军出关作战，张学良自然担心被华北军阀和日军从背后攻击。事实上，阎锡山等人和日军确实有这样的协议，而粤系国民政府也有出卖东北，换取日本对他们支持的尝试（见附录“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所面临的国内政局”），因此东北的抵抗需要蒋的中央政府的配合与支持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总的来说，张学良的不抵抗，除了东北的特殊处境导致的外交考虑外，有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当时不愿意，或者暂时没有能力支持他抗战的因素，有张学良自己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想法，有希望日军只是“挑衅”，“不抵抗”以“避免事态扩大”，并通过外交方法解决问题的侥幸心理，也有中国政局混乱，不能一致对外的因素在。要论责任，中央政府，和东北当局都有责任，当时忙于内斗，甚至不惜借助外力的各路军阀政客，也都脱不了责任。




凭心而论，在这里，蒋介石要先安内，再攘外，张学良要“全国抗战”，都有他们维护自己权力和集团利益的心理在（其实极少有政治领袖会不考虑自己的集团利益的），但同时也还是有考虑到国计民生的因素在里面的。以中国整个的力量尚且打不过日本人，那么用东北军一部分，怎么能对抗日军？

四）　孙科的南京政府命令“死守锦州”，张学良为什么抗命撤军？







这主要出之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使得张学良没有下在锦州决战的决心。在国际上，由于在事先有在锦州设立国际监管的中立区的提议，没有作死守锦州的准备。而国内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蒋介石在１２月１５日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粤系胡汉民曾要求撤换张学良于前，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面告日驻广州领事须磨谓“倒蒋去张之主张，粤府与日本并无二致”于后，张焉能听命于不久以前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的孙、陈政府？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 “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见<<传记文学>>第48卷4期，P129) 　




而张学良也应该确曾有过坚守锦州的打算，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 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 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日本人以四万兵力，分三路攻锦，曾有作出重大牺牲的准备，但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於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十二月二十二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给锦州的荣臻下达了锦州军对日军作战的指示。（关宽治等《满洲事变》）




然而，在最后的关头，张学良却没有“死守锦州”，日方的分析为“从军事上说，他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关东军的武力，因而企图保存实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则是，张学良当时在华北的处境要比想象的更不顺。锦州之战是与张学良关系很深的蒋介石正在下野期间发生的，所以张学良既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没很好地控制华北将领，如果稍一马虎，乘其兵力用在锦州之时，势必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反张运动。彻底抗战对张学良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也许是实际情况。 ”。（关宽治等《满洲事变》）




就在孙科国民政府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罗家伦，革命文献，第３５辑，台北，１９６５，１２７６页）。　南京政府若不是要求张学良单方面地不顾一切以赴之，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张了。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后来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就搞过一个“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张学良担心牵动华北，不是没有道理吧？ 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可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 ５ )。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张学良不顾一切，固守锦州，在军事上来说，未免有些苛求。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广东派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就是广东派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上尉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曾经跑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和日本合作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用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此事，幸而错投了门路，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所以两下没有谈拢而作罢。（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１８４０－１９４５，下，东京，１９６６，５６页。）　这样一个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三次请援，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东北军下级将领关于锦州附近 战事的联合宣言二件 (何新吾：东北现状第68一73页)）。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手里没有一文钱可用。东北军前方的抗议回来了，奉命守锦州的荣臻就抱怨：“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这也反映了东北方面对广东派的不信任。




要说他在那个时候，张学良没有单方面牺牲自己，成全国家的精神，不假，其实，又有几个人真能够做到这点？ 而且，既然东北军打不过日军，“全国抗战”的主张又得不到支持，何不坚持原来外交解决的方针，求和平解决的一线希望。 再者，保留东北军的势力，等全国抗战时一起使用，不是好过要东北军单独抵抗，逐次分散使用兵力？不管这种想法对形势，敌我的判断是否正确，从张学良当时的谈话来看，“玉碎（指全国抗战，东北军自当为先锋）可以，瓦碎就不必了”，的确反映了他的想法。




这是九一八前后张学良的主导思想，到西安事变前后，他的思想就大有变化了。 西安事变前，他不仅要求举国一致抗日，也积极请求东北军首先开赴前线抗日。1935年夏，张学良主张“马上对日抗战”，王卓然劝他还是用实际行动来表现，“若是未干先说，国人将要责问（你）何以不抗于沈阳，不抗于锦州，不抗于热河？……造成不抵抗的罪名！将无辞以自解！”张学良回答：“你说的很对！但是天知道，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人负，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误东北，岂能再误中国！”

注：




１　日本政治政治学会，《到太平洋战争之路》，ＩＩ，东京，１９６２，ｐ２６８　这些电报都是当时日本情报机构收集到的。

２　前书，ｐ２６８

３　日本外务省档案，６－１０－５，Ｐ４６２

４ 日本外务省档案，６－１０－５，Ｐ４３５，４２２。这些电报，日本情报档案都是日文，这里回译为中文。

５　日本天津军的计划（摘自《满洲事变》（日）关宽治 岛田俊彦 ）：

一、将我军主力调至山海关方面以东地区，截断驻锦州的中国军之退路，配合关东军的进攻歼灭之。

二、在上述前提下，我军以所余之兵力死守北平、天津和塘沽。

三、在根据临参委命第九号电指示精神而临时增派的部队尚未到达前，我军对通过山海关之令国军尽量不予进攻，待增派部队到达后，按第一条规定行动。 如有从关内向关外增援之部队应予以阻止。也就是说天津军想利用这个机会完成增强兵力的宿愿，并与关东军遥相呼应，在山海关歼灭锦州的中国军，进而继续在华北混乱的形势下寻衅消灭平津地区的张学良政权。

另外告诉你，说日本蓄谋已久的说法不完全正确，918只不过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一类的参谋们精心策划的一场军事冒险，虽然得到了关东军，朝鲜军的默许，但从日本的资料来看，军部，内阁都是反对这种军事冒险的，那时日本内阁还不支持关东军的行为呢。日本当时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根本无法支持一场与中国的全面战争，毕竟战争靠钱打。 当时日本政府就有这样的结论：日本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危中，日本政府根本没有钱来打！如果三个月内不能打赢，日本政府就宣布彻底破产！日本军队、政府官员、职工，要么饿死，要么解散。
918事变中，日军发动者最高军衔是大佐！
如果日军受创，那么在日本东京就会再次上演一场与炸死张作霖后相同闹剧－－－审判违反军令的下级军官！
918事实上让日本赢得了时间，918使其顺利的度过了经济危机，而且使军部里面本来不占优势的疯狂冒险势力大行其道，这种军事冒险的最终结果就是77事变。